引言：他們不是歷史教科書，歷史的痕跡早已印在他們的生活里，靜靜思索他們所曾經走過的日子，歷史也無需專程觸摸了。

對略通歷史和熟悉傳媒的人來說，甘惜分這個名字并不陌生?？谷諔馉幹械陌寺奋?20師政治教員，多次聆聽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教誨；解放戰爭中的新華社記者，《綏蒙日報》創辦者之一，經歷并記錄了重慶大屠殺、楊虎城將軍被害等歷史事件；開國年代的教授，掀開了我國高等教育中馬克思主義新聞教育的第一頁；“文革”時期由于右派問題，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生活中，依然手不釋卷，悄悄讀了大量的歷史書籍；和平年代的思想者，至今仍在追尋社會主義新聞學的基本原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對于正在和想要更深刻地了解和觸摸歷史的我們來說，甘惜分這樣的老者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他們不是歷史教科書，歷史的痕跡早已印在他們的生活里，靜靜思索他們所曾經走過的日子，歷史也無需專程觸摸了。雖然，他們的日子并不能展示某一時期的全貌，但透過這樣的個體，走進歷史的任務在瞬間由宏遠變得親近了。

9月22日上午9時，記者來到位于北京東部的甘老的住所。諾大的客廳里，十幾張各式裝裱的照片錯落擺放或懸掛，它們的年代從1938年到現在，不乏有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六七米長的書架擺放著各色書籍，一米多高的樟木盒子裝的二十四史如書柜般立在客廳一側。記者無意中掃見的，是墻上范敬宜先生贈給甘老的書法作品，“大愚惜寸君惜分”?？蛷d已經像足歷史的“倉庫”，書房里，更是之前想像的模樣，除了書還是書。甘老今年94歲，雖然稱自己身體有病，也在采訪的間歇喝中藥，卻依然能夠談上三個多小時甚至不需要喝口水，聊到得意之處，眼睛是光亮的，如興奮的孩子般，而他的記憶，可以準確地追溯到幾十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時。

1938年，我去了延安

和參加過革命的許多同齡人相比，甘老早年的經歷并沒有太多的特殊。1916年出生于四川鄰水縣的甘老，自小過著非常貧窮的生活，3歲時父母去世，大哥把他撫養長大，勉強讀了小學和初中，1932年畢業后，在縣城做了小學老師。那時的他十五六歲，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是個孩子，卻已經目睹了國民黨軍閥一次次地在大街上殘殺人民，或者殘忍地將他們的雙手猶如耶酥般釘在大木板上，而關于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所見所聞，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樣的生活中，甘老想參加革命了。

1935年，借著國民黨統一全國度量衡制度的時機，甘老被派往成都受訓，期間，他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第一次近距離地開始了革命。當時，正值抗日高潮時期。

回到鄰水后，這里沒有革命的組織。但甘老身邊大都是和他相似的進步青年和中學生們，他們時常組織讀書會和宣傳隊。他做老師所得的收入，大部分貢獻給了鄒韜奮、李公樸等進步文化人士所創辦的《生活》、《新生》等雜志，這些來自上海的訊息給偏遠小縣的年輕人們帶來了新的思想和希望。

甘老的表哥早前和毛澤東同志一起去了井崗山參加革命，表哥回成都的時候，寫信給甘老，讓甘老和他同去延安。1938年，甘老去了延安，當時的延安，在他看來，是一個比鄰水更小、更窮的縣城，但那里有黨中央，那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那年，他21歲。僅兩個月后，他即在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延安的時候，甘老先后去了中央軍委辦的抗日軍政大學和黨中央辦的馬列學院接受教育，其間詳細讀了資本論和馬恩經典著作。1939年，甘老即將回到抗日軍政大學做教員的時候，賀龍將軍率120師從冀中回到晉察冀邊區，賀龍將軍找到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羅瑞卿，希望能夠得到一位教員，因為當時部隊里的干部大多沒有受過教育，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于是，甘老和另一位同志被派往120師高級干部研究班做教員。研究班里，甘老所講授的，大多是他在延安期間所讀的書，以及聽毛澤東、劉少奇、陳云等同志講話或報告的內容。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戰爭結束，甘老去了新華社綏蒙分社工作。雖然參加抗日戰爭和之后的解放戰爭，但甘老遺憾的是，自己沒有扛過槍，讓他同樣遺憾的是，他是那么地崇拜鄒韜奮、范長江等老一輩戰時新聞工作者，又是多么渴望做一位好的戰地記者，但是當時他更多的工作，卻不是沖在第一線，而是審查和修改記者們的稿件。1949年，中央來了調令，要從晉綏解放區抽調幾十個干部到湖南益陽西南局報到，當時四川即將解放，需要組建主管財經、新聞等各領域的干部隊伍，甘老跟隨劉鄧大軍一路打進四川，解放重慶后，甘老他們代表新華社總社接管了國民黨的中央社（國民黨從南京撤退后，中央社的總址即搬到了重慶的兩路口），那個時候的中央社，早已人去樓空，只剩寥寥閑雜人員和桌椅板凳，更無電臺等設備。在這個基礎上，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成立了，主管四川、云南、西康、西藏、貴州等分社，時有幾十位記者，甘老擔任采編部主任?？偡稚绲墓ぷ魇鞘瞻l各個分社的電報，而當時的內容，多為繳匪、土地改革和人民教育等狀況，其中讓甘老最記憶深刻的，是關于重慶大屠殺和楊虎城被殺。

初中學歷的北大教授

1954年，甘老被調回北京的新華社總社。正值北京大學創辦新聞系，北京大學的新聞系源自燕京大學新聞系，教師也都是原燕京大學的教師，大約20人左右，其中有一些是共產黨員。但燕京大學原是美國辦的教會學校，校長是司徒雷登，所有新聞系的教材和教學內容均來自美國大學新聞系。北京大學新聞專業創辦后，北京大學向中共中央宣傳部申請，希望調入有黨的新聞工作經驗的教師。就這樣，1954年9月1日，甘老帶著中宣部的介紹信去了北京大學報到。

填個人簡歷表的時候，甘老在“學歷”項中填了“初中”。那位看著甘老填表的同志笑了，“你現在是大學教授，怎么是初中畢業？”甘老說他還上過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那位同志說，那不能算是正規大學，只是訓練班性質。但聽說甘老又上過延安馬列學院，這位同志高興了，說，填這個吧，這是塊金字招牌。從那里出來的人都是非同凡響的。

1960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合并于人民大學新聞系。在反右派斗爭中，甘老被列為中右范圍。初夏，本應平靜的校園里，開始了一場關于肅清修正主義在中國影響的批判，后來發展成為一場影響很大的學術批判運動。“一些年輕人在老師的講義、文章和講課記錄中梳理扒塊，找出具有修正主義思想的可疑段落。然后分類整理，一個一個地加以批判，找到誰是誰。”在這個過程中，有個年輕的學生，以堅持黨性原則為口號，在大會上宣讀了自己的論文，《把真實性扔進垃圾堆中去》。這些年輕人在甘老的教材和講義里，找出了800條疑似，其中最典型的即是關于“觀察”。甘老在教材里寫道，“新聞工作者不是文字匠，是社會活動家，是政治觀察家”。這句話被解釋為，“新聞工作者是革命家，怎么可以是觀察家，別人在干活，你在旁邊觀察？”于是，觀察=旁觀=向群眾運動潑冷水=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作戰……

當時，更多的爭論圍繞兩個問題，一是報紙的性質問題，毛澤東在1957年關于《文匯報》問題為庶文元寫的一則短文的修改稿中說了一句話：“在存在階級區分的時候，報紙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于是，這句話被視為報紙的定義。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報紙和資產階級報紙有沒有繼承關系。左派認為，他們是對立的階級、對立的報紙，沒有繼承關系，我們（無產階級報紙）更不是他們（資產階級報紙）的學生。這些現在看來過于荒唐的言論，在當時的輿論中是確有困惑的。甘老在學術批判會上的發言里，逐一批駁了這些觀點：搬出列寧《辯證法的要素》16條的第一條“觀察的客觀性”，以此批駁觀察等于旁觀的論調；并旗幟鮮明地指出，資產階級辦報在前，無產階級辦報在后，無產階級辦報的方式方法很多都是向資產階級學習的，當時黨內第一大報《新華日報》的報頭即由資產階級報人于佑任題寫，怎么可以說兩者沒有繼承關系？并因此，引火燒身，那一年，甘老44歲。

爭論持續了幾個月之后，甘老上書中宣部。1961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張磐石組織了由中宣部、人民日報、教育部和人民大學黨委等單位人員組成的工作組，進駐人民大學新聞系，清查1960年的學術批判運動。據說，甘老的信被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新聞系1960年的學術批判運動也被列為全國十大“左傾”案件。幾個月的調查后，工作組決定，重開一次新聞學術討論會，不叫批判會，只對曾經的問題重新加以論斷。討論會上，甘老做了發言。為了怕自己在講臺上不能克制，甘老先在硬紙殼上寫了茶杯大小的一個“靜”字放在面前，提醒自己不要激動。

在甘老6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讓許多人知道，這是一個固執和大膽的老頭兒。197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的建國30周年紀念會上，大家的發言已經很自由，他更為大膽，成了新聞界第一個批評毛澤東新聞觀點的人。1980年，人民大學新聞系需要4個月內寫出一本新聞教材，他主動請膺，要求獨立完成，理由很簡單，他認為，許多人共同完成的書不能稱其為書，只能算是文集而已。這樣的觀點，在當時是很突兀的，而現在，在圖書界繁花似錦又匱乏如斯的日子里，卻有了別樣的深意。而他和同樣經歷了革命年代、“文革”年代和改革開放年代的老一輩學者王中先生長達幾十年的爭論，也是業內外屢屢會被提及的事情。現在的甘老，想出一本講述新聞學原理的書，他為此策劃了幾十年，卻總是不滿意……

“讀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鑒今”。讀人呢，太細會有過于學術和個人化之嫌，太粗，不足以看清歷史的痕跡。也許，個人之于歷史的意義，即在于點到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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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