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傲慢論”……在如何看待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問題上,形形色色的論調可謂層出不窮。這些論調的背后反映了一種什么樣的事實?又有著怎樣的是與非?對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針對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著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
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很多人都沒有做好思想準備
●各種論調背后是中國快速發展的事實
●西方看待中國有點“葉公好龍”的心理
●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舉動絕不是傲慢
●根子還是西方中心主義政治偏見作祟
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一、GDP即將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如此成就,從新中國成立時算起,只有短短60年時間,不能不令世界側目。
金燦榮指出,按人口規模計,中國相當于四個半美國,11個日本,進入現代文明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如此龐大規模的經濟體實現如此高速的長期發展。與當年僅占世界人口2%的日本進入工業文明時所引發的影響相比,中國的發展所掀起的沖擊波自然要大得多。“中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等論調,都顯示了外部世界對于崛起中的中國的緊張和不安,而其背后,都是中國快速發展這樣一個事實。顯然,對于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部世界,都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而另一個層面,這種擔心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和必須的。金燦榮指出,加入WTO、成功舉辦奧運會、積極參與維和等國際事務……不經意間,中國成功經歷了從“背對世界”到“擁抱世界”的轉變。隨著中國快速融入現代國際體系,接受現代規則,中國看待世界的目光也在經歷從仰視到平視的轉變。與此同時,中國內部的聲音也出現多元化,特別是對自己符合國際規則的利益要求方面,不再像過去那樣“委屈”自己,而是大聲地說出來。這樣的事情按現代文明來說,應該是受到歡迎的,但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一些人士卻存在“葉公好龍”的心態,開始感到不安。
金燦榮說,資源競爭是客觀事實,但更重要的是心理層面上的調整。對中國而言,從仰視到平視的變化相對而言比較容易適應,而對外部特別是西方世界而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上,則要經歷一個從俯視至平視甚至將來還要仰視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心理的糾結和調整則更為困難。尤其是當其意識到自己的地位相對下降時,就會更加緊張,變得更加容易受到觸動。
特別是,隨著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開始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來,并勇于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西方政要會見達賴、西方國家向臺灣出售武器,都是對中國核心利益的粗暴干涉。中國政府和人民在這些問題上做出反應,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一些西方媒體甚至政要卻往往置事實于不顧,將中方一貫重申的立場稱作“強硬”的表現,給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和尊嚴的行為貼上“傲慢”的標簽。說到底,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政治偏見作祟。
贏得理解,“說”和“做”同樣重要
●中國是國際體系的建設性參與者和合作者
●“國強必霸”的先例對中國不適用
“作為后發國家,中國30年來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國際體系的開放政策。”金燦榮說,更為關鍵的是,在謀求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逐漸成長為現有國際體系的建設性參與者與合作者,而非破壞者與挑戰者。
然而,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發展存在很深的疑慮,甚至將中國定位為潛在的戰略對手加以防范和遏制。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在外交上遇到的種種困難,多與此緊密相關。
“出現這種情況,除了利益上的分歧,更主要的還在于中國與西方國家政治體制不同、文化稟賦不同。”金燦榮指出,與西方國家信奉“法治主義文化”不同,中國信奉的是“道德主義文化”。中國能力可以很強,但索取很少,中國的能力提高不會給世界帶來不穩定,更不會是戰爭。但在深受現實主義思想影響的西方學者和政治家看來,這種情況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金燦榮指出,從18世紀到20世紀,西方主要國家的崛起之路都伴隨著對資源的掠奪和控制、海外擴張以及軍事征服,這段歷史不僅一次又一次驗證了現實主義者的論斷,也塑造了西方人的集體記憶,以至于他們總試圖用“國強必霸”的歷史來證明今天中國“莫須有”的罪名,擔心中國是否會追求與其經濟規模相匹配的軍事實力甚至征服野心。“這種推斷,在學術上非常不科學,在實踐中也不符合事實。”
那么,如何才能讓西方改變自己的心態,接受一個不斷強大的中國呢?金燦榮認為,這個問題需要從兩方面著手,在政策層面,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大旗,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并且讓外部世界分享中國發展帶來的機會與利益。換言之,不僅要“走自己的路”,還要“給別人活路”,達到互利共贏。在中非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框架內,中國以一系列謀求共識促進合作的實際舉動逐漸打消了各方的猜疑與憂慮,中國的和平外交理念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需要全新的認識
●國際關系不是一個悲觀的歷史循環
●中國的發展不是威脅,中國的失敗才是威脅
●中國人需要摒棄歷史悲情理性看待自己的發展
●“中國模式”只是一個發展中的事實
在金燦榮看來,對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誤讀,除了近代“國強必霸”的歷史記錄之外,還源于一種簡單的現實主義歷史觀。在他們看來,歷史處于悲劇式的循環之中,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續著舊時代的邏輯,國際政治依然是大國政治。
“然而,國際關系一直在發展進步,今天的世界正在發生空前深刻的變化。”金燦榮說,認識到這種背景,我們或許就更能理解這樣的現實:冷戰結束以來,中國與主要大國關系的發展顯示出競爭與協調的總體平衡,雖然多次出現反復,但并沒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這也告訴我們,盡管總是受到限制,但不同的選擇永遠存在。”
而在現實中,中國的勞動者用自己的辛苦為西方消費者提供了物美價廉的消費品,同時中國還用出口換來的外匯購買的美元債券在支撐著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金燦榮說,這種情況下,不要說中國經濟崩潰,哪怕中國增長的腳步慢下來也會給世界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事實上,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也指出,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是一個福音,而不是威脅。他們提醒說,真正構成威脅的不是中國的發展,而是中國可能出現的失敗。
另一方面,在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問題上,部分中國國民的心態也經歷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最近一段時間,諸如《中國站起來》、《中國不高興》、《當中國統治世界》等充滿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口號書”屢屢見諸市場,并吸引了不少讀者。
對于這種現象,金燦榮指出,當代中國人的思想深處,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四種記憶”,即:對于中華民族偉大歷史的記憶,對于近代史的記憶,對于革命史的記憶以及對于改革開放以來變革史的記憶。這幾種記憶互相糾結在一起,更容易浮現出來的便是近代史的悲情。所以,在面對外部世界的時候,需要一種更加理性、平和、開放的健康心態,唯有如此,才能以一種不卑不亢的態度面對外部世界。
金燦榮說,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世界上的確掀起了一股“向東看”的潮流,“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成為熱門詞匯。所謂的“中國模式”只是一個發展中的事實,盡管多年來保持著快速的發展,但從各方面標準評判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未來,如果中國能夠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積極進展,成為“中國模式”的重要內涵,“中國模式”就將為世界上其他國家走向繁榮和富強提供一個可參照的樣本,從而成為對全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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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於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