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市場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逐漸成為我國經濟運行的常態。應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需要我們既不斷探索符合我國實際的有效辦法，又積極借鑒西方國家在實踐中形成并不斷完善的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是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理論所不能解釋的。1933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啟動經濟的新政，開創了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全面干預經濟的先河。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對經濟危機進行了全新的說明，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實施擴張性政策，把政府干預經濟上升到理論高度。凱恩斯不像古典經濟學家那樣把生產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消費放在第一位，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決危機問題，必須實施政府干預，以刺激消費、擴大需求。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實際運用，使西方國家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經濟繁榮。但從長期來看，它的消極后果同樣明顯：掩蓋了經濟結構本身的問題，削弱了危機刺激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的杠桿作用，并形成了滯脹。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經濟滯脹現象越來越嚴重，此后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幾乎都是旨在解決滯脹問題。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凱恩斯的經濟政策是建立在失業和通貨膨脹可以互換的基礎上的。然而實際情況是，二者在短期內可以互換，在長期內則由于人們的理性預期以及通過加價保護自身利益而不能互換。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擴張性政策的結果就只能是輪番加價的滯脹。從一定意義上講，政府干預反而導致了短期行為，成為經濟不穩定的根源。影響就業的不是通貨膨脹的絕對水平，而是通貨膨脹的不穩定性和易變性。例如，如果通貨膨脹每年都遞增20%左右，國家不進行干涉，通貨膨脹完全可以和經濟穩定發展并存。但如果通貨膨脹今年是20%，明年又變成30%，結果就完全不同了。通貨膨脹的幅度越不穩定，失業人口就越多。據此，弗里德曼主張實行“單一規則”，即為了保持物價穩定和經濟平穩發展，應盡量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盡可能地讓市場發揮作用，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預期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張幫助不少國家控制住了通貨膨脹。

　　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是減稅，通過減稅實現藏富于民、藏富于企業。供給學派認為，如果稅率太高，納稅者就不愿意生產，或者沒有能力生產，稅收反而會減少。稅率降低到某一點，就能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微觀層面的蛋糕做大了，稅基拓展了，稅收就會更多。對于消費者來說，減稅可以刺激消費，而消費的增加同樣可以產生乘數效應。美國里根政府1981年推行全面減稅，不僅遏制了經濟衰退，而且實現了從1982年起連續25個月的快速增長。

　　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演變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第一，經濟政策設計既應著眼于啟動經濟，又應有利于形成經濟長期健康平穩發展的機制。顯然，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擴張性政策，有利于遏制衰退，甚至可以制造繁榮。然而，這種推崇行政干預的理論如果頻繁和過度使用，則容易導致滯脹。因此，擴張性政策應嚴格限制在啟動經濟、修補市場方面，并努力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穩定發展結合起來。第二，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有利于形成長期預期，有利于讓市場平穩地發揮優勝劣汰作用，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也是可以借鑒的。第三，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著眼于從微觀層面解決宏觀經濟問題，也有啟發。經濟繁榮歸根結底來源于企業活力，減稅有利于企業擴大投資，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費。只要我們緊密結合我國國情和實際，合理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采取恰當的經濟政策，就能使我國經濟實現長期平穩較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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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於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