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電　26日下午，《京華時報》創刊十周年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期刊協會會長、新聞出版總署原副署長石峰，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報刊司司長王國慶，中國報業協會副會長魏銘詳以及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傳媒大學廣告學院院長黃升民、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陳剛等人參加了研討會。研討會由傳媒雜志社副社長周志懿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的發言如下：

　　很高興來參加《京華時報》創刊十年的研討會，大家都覺得是九年，我覺得中國虛歲比較科學，因為它實際記錄了你生命孕育的時間，周歲不太科學，我覺得虛歲比較合適，這大概是吳海民社長辦這個研討會的理由。

　　十年以前在孕育《京華時報》的時候我有幸和海民社長在一起做過這方面的交談、謀劃，主要是海民他們這個團隊這方面做得非常一流和優秀，我自己沒有什么太大貢獻，只是有幸見證了這么一份報紙的成長歷程。它是報業發展過程當中比較有標志意義的報紙，它的標志就在于它創辦了一個模式，一個全國性大報下屬的子報，在市場上辦得如此成功，又堅守自己的社會責任，又擴展黨報在今天的影響力，這是它非常重要的價值所在。很多都市報在各個地方都辦的很成功，但是像《京華時報》這樣的典型還是很特殊。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無論是發行上、影響力，廣告上，都做得很成功，主要是有人民日報非常有價值、有支撐力的背景，再加上一個非常好的團隊。以海民社長為首的《京華時報》團隊，是有理想，有深度，又有行動能力的一群人。

　　有理想，他們不斷追蹤中國媒介發展的一種愿景，始終在自己頭腦當中有目標追求，是有更高的精神殿堂的一群人。這群人又是非常有宏觀理論的深刻思維，像海民社長自己提出的很多論點，無論被別人認為是偏激也好，或者有這樣那樣的評價也好，總之作為一個報業實際操作人，他的理論觀點無論在業界還是學術界能夠振聾發聵，引起大家的關注和議論本身說明他的這種理論修養和理論能力，這就導致操作本身的穩定性和方位感、邏輯性的把握。這點是他成功很重要的原因。當然這個團隊本身我也認為是很優秀的。

　　到今天，《京華時報》十年，這對一個人來說是比較年輕的，對一張報紙來說有點滄桑感了，再走一百年，這是一個滄桑的話題，我個人看不到，能夠看到五年、十年以后報業的變化已經很了不起了，因為我們市場變化是非常大，社會變化是非常大，我們很難做出具體的描述，當然有愿景是好事。把它做成百年老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理想。

　　就現實而言，黃教授提出這樣一個想法是我們做媒介研究的人深刻思考的問題。對于《京華時報》來說同樣需要在這方面做更加深刻的理解。所有這樣一種對報業、報紙生產方式、報紙核心價值的思考，其實應該建立整個媒介業和社會發展的宏觀格局，這個基礎上再來思考，可能有的時候答案比較清晰。

　　我們最近做微博的研究，過去傳統意義媒介為社會提供兩種東西，一是事實，一是意見，現在“事實”這種東西為公民信息運動當中的公民群體以新媒體的形式占有越來越多的席位，比如說微博客就是一個典型的個體媒體，它的一種即時發展和關系疊套所造成的病毒式的傳播，造成核裂變的傳播效應，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傳統媒介構成的傳播途徑。

　　在微博世界里面，任何一個事實信息的動態傳播，不在乎你是誰說的，而在乎這個事實本身是否有價值分享的能力，以及有沒有那種價值穿透力，大家都需要的那種穿透力。過去一個大面積的社會傳播一定要依賴大媒介，比如說在中國，要依靠新華社、CCTV，美國也是有CNN等國際媒體傳播，但在網絡世界上完全改寫了，一個事實無論是大明星說的，還是小人物說的，只要這件事情本身有傳播價值，有穿透力，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進行傳播，這就是微博的游戲規則和傳播生態深刻的改變。這種背景下，公民信息運動進行動態式傳播的時候，作為傳統媒介生產方式里面，有哪些東西留給我們占取的。我覺得至少有幾點。

　　第一，調查性、深度性的報道，不是一個沒有專業能力的公民個人就可以做的，這樣一個事實性傳播的份額還留給了傳統媒介，這是顯而易見的，一些深度性、調查性的內容，需要專業技巧和專業能力的新聞事實展示和挖掘，還需要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工作者來做。

　　第二，需要機構式的組合生產方式的內容，還需要我們媒介來做。因為單一的人可以做單一的事情，這是公民信息運動當中公民能做的。但是我們不要滿足過去傳統的新聞生產過程當中，我們僅僅是信息的采集者，我們應該成為信息節點，未來的新聞工作者和媒介更大程度上需要考慮一個創新的模式，我如何跟公民信息運動當中的個人能力和智慧進行對接，形成對它有效能量吸聚的新的生產模式，新的采編模式。比如說河南電視臺公共頻道的DV觀察，就是編播分離，由出租車自己拿DV或者什么來采集，然后電視臺再編輯，這就是利用公民信息運動當中的能量、智慧和模式。我們報紙可以做這方面更多的嘗試，我點到為止。

　　另外我們還需要有另外一種角色的意識，事實性信息很大份額都開始被社會所分享，被公民所分享的時候，我們的重心應該放在什么地方，我們重心向意見判斷和解釋力方面傾斜。報紙和其他電子媒介相比時效性遠遠不行，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壓力，但是今天我們真正的價值就在于這點，比如說五毛黨拿五毛錢的幣投在我們演講的伍皓的臉上，馬上網上就有了，時間之迅速，讓我們吃驚，圖片也很清晰，這是有預謀的，這不是我們傳統媒體所能競爭的，但是重大事件確認本身需要有權威，有信譽的媒介和機構進行確認。我聽到一個北京市地震的消息，我不會馬上買礦泉水、買帳篷，一定會找一個人來確認，也不是找大街上隨便一個人確認，而是找有信譽、有權威的傳媒來確認。所以我們要把這些事情整合的事實更清晰，結構更清楚，可以形成一個意識態度，解釋框架，對人們的態度進行基本的限定，這就是新聞媒體在解釋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議程設置，框架效應和情緒啟動，這是傳統媒介在未來紛紛擾擾海洋信息當中定海神針的作用，應該往這個方向傾斜。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這個社會是一個人人發言的社會，每個利益集團都在為自己的利益和主張表達，這個社會就需要一個專門的機構，專門的一個角色，為社會利益表達、意見表達平衡負責任。誰來負責任？每個利益集團不會為別人的平和不平負責任，傳統媒體就應該為意見表達的平衡，情緒表達的平衡，起到平衡者的角色，哪一方面意見表達的過于充分的時候，你像主持人一樣把另一方面的意見表達出來，哪一方面的意見被沖淡了，我們適當提出來。引導社會平衡健康發展，這恰恰是未來傳統媒介尤其是報紙應該承擔的角色。這就看的出來我們未來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就是在這樣一種分析當中尋找我們的立足點和核心價值。

　　對《京華時報》具體來說，從經營角度有兩個要點：

　　第一，要上市。雖然上市這種東西大家覺得是一個時髦，但我覺得這個事情不是時髦不時髦的事情，我做了成都傳媒集團的研究，我覺得一個大媒體，有所圖謀和發展的大媒體，如果沒有一個上市公司，很多市場擴張的計劃就很難實現，非常掣肘。因為任何一個投資都要由自己按照常規的方式回收，我看到一個報業市場有空缺，辦一個報紙，三年以后才有可能回收資金。我要做一個游戲產業，也要組織一個團隊。但是成都傳媒集團把先鋒媒體做游戲的公司一收購，用了三個億，這個收購消息一旦在上市公司披露，馬上市值就上升了四個億，馬上錢就拿回來，這種資金流轉對于如何進行新的探索回饋速度要比傳統方式靈活得多，迅速得多。

　　另一方面，有了上市公司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換股，各種各樣的兼并，有了資本做基礎，運作會更加良性，更加友好，而不是你死我活，資本方面一合作，競爭對手馬上化敵為友，上市對于《京華時報》的傳媒集團而言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要做全媒體。因為它要解決一個內容，一個廣告多重落地，多層面的價值實現，這是一個必然。沒有這么多的介質，你就很難實現某一個內容，某一個廣告的多種價值回報，這是必要的，我們必須要知道，國內國外有很多經驗，隔行如隔山，我辦報紙辦的好，不見得辦雜志辦的好，某個行業都有特殊的規律，都有特殊的市場博弈和利益博弈的規律需要我們熟悉。很難說一個媒體在所有媒體形式上戰無不勝、常勝將軍。我們不能采用硬兼并和硬連接的方式，成本消耗是非常大的。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是再好不過的例子，一個是做內容非常好，一個是做渠道的，大家都認為這是天作之合，但后來還是分開了。我們要有共同的市場，甚至包括互相換股，在軟合作經過歷年的考驗之后，就像婚姻一樣，蓋頭蓋著就擁進洞房，雖然也有先結婚后戀愛的例子，我覺得還是這樣不會幸福，還是先談戀愛。在全媒體發展過程當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作邏輯、融合邏輯，如果不尊重這個邏輯，我們付出代價會很大。我希望《京華時報》這個優秀的團隊這方面能夠為中國的媒介進行全媒體融合創造出自己獨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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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