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民族來說，那是個懷夢的時代。對于個人來說，那是個懷夢的年齡。青春期的躁動情愫附著上“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使我產生了一些頗有政治色彩的夢想，然后又相繼由于政治原因而破滅。上學時，我夢想自己成了一名“紅衛兵領袖”，但很快就發現自己因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曾是國民黨的軍官)，哭著喊著也就當了個排長(相當于少先隊的中隊長)。“下鄉”時，我又夢想自己成了一名“知青干部”，但同樣因為家庭的“黑點”，盡管我苦著累著，卻始終無法入黨，因而也就無法超越“排級”——我只當過機務排的副排長和司務長。看到身邊一些知青成了連級、營級甚至團級干部的時候，我知道自己的夢想已然無法實現。后來，當上大學成為一名“工農兵學員”的夢想也破滅之后，一個原本朦朧的夢想卻逐漸明晰起來——那就是我的“文學夢”。

我自幼喜好文學。在“北大荒”務農時，我經常寫“大批判文章”和“報道稿”，有時還寫一些抒發革命豪情的詩歌，通過廣播站的大喇叭在全營乃至全團播放。1971年元旦，《黑河日報》發表了我的一首詩歌，使我在當地知青中名聲小噪。那時，我喜歡看書，盡管能夠看到的書很少。我當年崇拜的作家有兩位:一位是魯迅;一位是冰心。前者那冷嘲熱諷嬉笑怒罵式雜文對我產生很大影響，而后者那女性化幽雅細膩的語言則在我的心底留下深刻印象。那些年，我在艱苦勞作之余常寫些詩歌和雜文，偶爾也會投寄給報刊，但都如石沉大海。

1975年的秋天，我在一段痛苦的關于人生命運的思考之后，決定用撰寫長篇小說的方式來實現我的人生夢想。經過幾個月的故事構思和素材整理之后，我開始利用幾乎全部業余時間趴在土炕上或坐在炕沿邊寫作。到1977年秋天，一部2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當紅霞灑滿天空的時候》的書稿終于完成了。在那兩年的創作過程中，支撐我的力量就是一個夢想——我拿著一本出版的小說，封面上印著我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也從“北大荒”回到了北京，進了一家建筑公司做水暖工。水暖工只是謀生，文學創作仍然是我的夢想。我把自己那厚厚的書稿拿給一位業余作家看——因為我找不到專業作家和編輯，而得到的答復是“精神可嘉”。其實，我也知道自己那部小說達不到發表的水平，因為我只有小學六年級的語文功底，只看過屈指可數的文學書籍。后來，我到北京市西城區文化館參加了一個業余寫作培訓班。老師讓我放開那個長篇，先寫一些短篇。于是，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在燈光下閱讀、構思、寫作，先后寫出五六個短篇小說，投寄給當時為數不多的文學期刊，但是收獲的都是統一打印的退稿信。其間，我也想到過放棄，但是挫折與失敗反而增強了那夢想的誘惑。

就在這時，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變化，愛情把我帶進了法學殿堂。于是，我不得不把“文學夢”擱置一旁，專心研習法律。大概由于自己以前想上大學沒上了，所以一旦上了大學就沒完沒了，或者由于體內有著得隴望蜀的習性，所以拿到學士還想碩士，拿到碩士還想博士，直到在美國大頭朝下地戴上了法學博士帽。留學回國后，因為深知自己在官場上是個低能，在商場上是個弱智，所以就死心塌地在大學教書，只說圖個清靜和自由。沒想到，清靜和自由卻喚醒了蟄伏心底的“文學夢”。從1994年到1998年，我連續創作了五部小說，不僅在中國出版，而且在法國和意大利出版，甚至有一部小說《血之罪》于2007年被英國的《衛報》推薦為“亞洲十大犯罪小說”之一。

我相信，人生需要夢想。

原文鏈接 檢察日報 我的文學夢：死去活來

（編輯：程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