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作海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轟動一時的趙作海案，已塵埃落定，但該案引起的巨大社會反響，乃至給人們帶來的傷害，依然醒目。

從古至今，司法公正一直是最引人關注的焦點話題，因為它與每個人的安全感息息相關，如果法律的天平也能任意傾斜，那么，明天誰將成為下一個趙作海？而當你成為趙作海時，你是否也能幸運地洗雪冤情呢？

趙作海案已經過去，但對趙作海案的反思不應過去。如何從根本上杜絕冤假錯案的產生？如何讓趙作海的悲劇不再重演？如今，這已成一道考驗集體智慧的難題。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著名法學專家何家弘先生。

錯案無法根本避免

晨報：為何冤假錯案總在發生？

何家弘：從理論上看，錯案不可避免。我們常說，“絕不冤枉一個好人，也絕不放過一個壞人。”但這只是個理想，是美麗的傳說。任何國家都無法避免司法錯案，美國也有許多錯案。

晨報：美國司法錯案的情況如何？

何家弘：今年2月，我到辛辛那提法學院講學，和當地法學專家進行了溝通，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成立了“無辜者同盟”，這是個民間救援機構，在很多州成立了中心，主要采用DNA技術對過去的錯案進行糾正。15年來共糾正了242起錯案。

錯判意味著兩個錯誤

晨報：為什么不能從根本上杜絕錯案呢？

何家弘：因為司法人員對案情的認識是不對等的，他們只能通過證據間接地、逆向地來了解案情。在偵查過程中，對案情的認識會有許多灰色地帶，但司法裁判卻是非黑即白的，要么有罪，要么無罪，必須明確，這樣就很難杜絕錯案。面對認識的灰色地帶，司法裁判不是錯判就是錯放。

晨報：趙作海如果被錯放，是否影響不會這么大？

何家弘：過去，辦案人員遇到不肯定的情況，寧可錯判也不肯錯放。其實，錯判的社會危害更大。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因為錯判是兩個錯誤，錯放只是一個錯誤。錯放可能會放走壞人，但錯判在抓了好人的同時，真正的壞人卻逍遙法外。

證據認定成了“賣方市場”

晨報：我們錯案的特點是什么？

何家弘：錯案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我們的情況與美國不太相同，這其中有制度原因、社會原因、觀念原因等，但關鍵問題是，我們至今仍采用刑事偵查為中心的辦案模式，在訴訟過程中，偵查是最關鍵的環節，而非以訴訟為中心。

晨報：采用這一模式的缺陷是什么？

何家弘：以偵查為中心，則證據認定就成了“賣方市場”，公安給什么，檢察院、法院只能用什么，老百姓說“公檢法”，這是很智慧的說法，意味著在司法過程中，公安局是老大，檢察院是老二，法院排老三。我們常開玩笑說，“公安是做飯的，檢察院是賣飯的，法院是吃飯的。”當公安證據不足時，檢察院仍要起訴，法院仍要判，這就給錯案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此外，雖有庭審制度，但最終裁判權在審委會手中，審委會又受政法委影響。

錯案多與假口供相關

晨報：趙作海案中，刑訊逼供的問題引人關注。

何家弘：這與我們幾千年來形成的司法觀念有關，就是太重視口供，所謂“無供不錄案”，我們調查了50起與殺人有關的錯案，其中47起存在著虛假口供的問題，達94%！刑訊逼供是我們發生錯案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在美國的242起錯案中，75%是受害人辨認錯誤導致的。

晨報：為什么不能更早地發現錯案呢？

何家弘：錯案不可避免，因此及時發現和糾正非常重要。我國針對錯案的制度安排仍然不足，造成了糾錯難的情況。許多錯案因一些偶然事件才被發現，以趙作海案為例，如果不是趙振晌活著回來，提供了翻案的鐵證，這個錯案依然無法發現。所以說趙作海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糾錯涉及責任追究問題，沒鐵證很難翻案。

國家賠償較低

晨報：對于趙作海的賠償是不是少了一點？

何家弘：1995年我國頒布實施了《國家賠償法》，這是個進步，此前沒有國家賠償個人的說法，第一個正式賠償的是石東玉案，我的小說《血之罪》也談到那個案件，賠了6萬多元。整體上看，國家賠償的標準較低，是按當地平均工資標準來賠償，對于一些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政府會補貼，比如湖北佘祥林案總共賠了90多萬元。今年剛修訂完《國家賠償法》，增加了精神賠償，但尚未實施，因此趙作海案仍按原標準賠償。

應引入陪審團

晨報：如何才能修復人們的信心？

何家弘：缺乏公信力，這不是司法一家的問題。目前的解決方案，是在司法裁判中吸引更多的民眾參與，現有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影響有限，應建立陪審團制度等，這有利于恢復人們的信心。

原文鏈接 [北京晨報] 何家弘：如何讓冤案不再重演

（編輯：程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