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召開會議，討論十七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等問題。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開。
十七屆五中全會將從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入手，通過“十二五”規劃，在健全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創新公共服務體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務。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十二五”的五年中能做些什么事，會做成些什么事。人民網理論頻道記者就“十二五”發展方式轉型與改革等問題，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張可云教授，展望“十二五”愿景。
當年42歲的張可云曾經是最年輕的“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他表示，“十一五”取得了許多突破，“十二五”對中國來說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期望“十二五”形成一個合理的發展思路與制度環境，在經濟轉型上，要在體制上下功夫，分區域確定結構調整路徑。
“十二五”對中國來說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記者：支撐過去三十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外部、內部條件是否發生了變化？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張可云：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目前的發展條件與環境已經有了根本性變化。從內部條件來看，重大變化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由過去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入新世紀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未來體制改革的主體任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調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思路與方法同以前大不相同。
二是市場結構已經完全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在賣方市場結構條件下，解決短缺問題是最緊迫的，因此當時對增長速度與提高供給能力相當重視。在買方市場結構條件下，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突出，如何擴大內需成為關鍵。
三是發展內涵由過去的重數量向現在的重質量轉變。過去三高一低的增長方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成本擴張）的發展模式將難以為繼。過去我們經常說中國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眾多，中國平均資源水平并不高，而且有大面積國土不適合開發。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張，資源短缺與環境破壞問題比改革開放初期更加突出?？茖W發展、和諧發展、綠色增長、包容性增長等概念會成為未來發展的基本模式。
四是由過去差距不明顯轉變為階層間、區域間與城鄉間收入差距明顯擴大。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國家整體發展水平不高，收入差距問題不是十分突出。在國力不斷增強的同時，人際、區際與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因而，如何保證不同階層、不同區域共享發展成果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五是中國將由農村社會進入城市化社會。如果以城市化水平超過50%為標志的話，“十二五”期間中國將進入城市化社會，這要求社會管理體制與方式轉型。
從國際環境來看，國際環境變化巨大，其中有三個重大變化將會產生深遠影響：第一，中國將于2010年在經濟總量方面毫無懸念地超過日本而躍升為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的影響力增大；第三，全球對低碳經濟呼聲四起。
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方面會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話話權，這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另一方面會引起一些老牌發達國家的“妒忌”。最近的國際事件充分說明了部分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制造一些新磨擦在所難免。在始于2008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特別是一些老牌的發達國家出現了債務危機與衰退跡象。雖然中國也受到了一定沖擊，但經濟向好的總體態勢并沒有改變，因此世界上許多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對中國在帶動全球走出危機方面寄予了特別大的期望。“十二五”對中國來說有千載難逢的良機，如果中國把握好機遇，在一些領域創新取得突破，就有可能再上一個新臺階。低碳經濟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其中充滿了機遇，但對國內一些相對落后地區而言壓力相當大。
期望“十二五”形成一個合理的發展思路與制度環境
記者：在您看來，十七屆五中全會、“十二五”規劃會布局哪些重大戰略任務？您的期望是什么？
張可云：從產業與空間兩個方面分析，圍繞發展方式轉型的結構調整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依然是重大戰略任務。在社會發展方面，構建和諧社會也依然是重大戰略任務，構建和諧社會涉及的面相當廣。在技術創新方面，建設創新型國家是重大戰略任務。在體制改革方面，體制機制完善也是未來的重大戰略任務，特別是教育、衛生等領域的改革應該成為重點。在對外開放方面，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應該將促進內生發展作為戰略任務。在海陸統籌方面，合理保護與開發中國領海應該成為重大戰略任務，過去重陸地開發，對海洋關注不夠。
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余年，目前貧窮落后的面貌已經基本改變，未來的發展將更加強調質量。我最大的期望是在“十二五”期間要形成一個合理的發展思路與制度環境，特別是體制改革要給全社會成員以最大的“激勵”，也就是充分調動社會成員的主動性與積極性?；蛟S“十二五”期間會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議事日程。
發展方式轉型要在體制上下功夫 分區域確定結構調整路徑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結構有哪些需要調整的內容？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和重點在哪里？應該如何發力？
張可云：經濟結構包括許多內容，如產業結構、空間結構、技術結構、所有制結構等。中國各地區的發展水平與階段不同，不同類型地區的經濟結構調整重點應有所區別。東部地區與東北地區的關鍵是轉型，即淘汰失去競爭優勢的產業，通過引進或自主創新發展更高檔次的產業，因而必須有序轉移出部分技術與產業，大力促進內生發展。中部地區目前還處于外生發展階段，應該從東部地區接過“開放窗口”的接力棒，通過開放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西部地區經過十多年的西部大開發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應該從過去的重打基礎階段向分類型逐步推進現代化方向轉變。
發展方式轉型的一個重要障礙是重復建設及其引起的區域市場封鎖。過去，地方政府將本地企業視為其襁褓中的嬰兒，關愛有加。目前，雖然許多地方政府意識到了這種政企不分的弊端，但依然割舍不了保護本地企業的情結。這種保護給落后企業以生存空間，因而妨礙了結構調整。在國內市場封鎖關卡林立的情況下，企業走不出所在的省門市門，談何走出國門？當然，中央政府區域管理制度基礎不完善是這種現象存在的關鍵原因。
因此，首先，發展方式轉型要在體制上下功夫，不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提升發展檔次就會成為空談；其次，要提升政府服務于企業的能力，讓企業樹立區域戰略與全球戰略意識；再次，要分區域確定結構調整思路與具體路徑，避免不分區域千篇一律的套話式思路；又次，要強調質量優先于數量；最后，要突出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
調整經濟結構應該有一個縝密的安排；在國家、區域、地方與企業幾個層次確定好發展戰略、規劃與政策，并相互銜接、相互支持；各行各業應該有一個整體發展設計，不能地方割據，各搞一套。
理性調控不能依靠行政命令，關鍵還在于規劃與政策引導
記者：“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必然以調結構為主，基于此，您認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應如何理性控制？
張可云：“十二五”時期，許多沿海發達地區已經或將要進入轉型期，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因此沿海地區速度放緩應該是預期之中的事，中西部地區有望提速以保持全國整體增長速度不會下滑過快。全國6-7%的增長速度應該是正常的。如果能在關鍵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不排除保持7%以上增長速度的可能。
總體而言，中國的人均經濟水平還比較低，保持一定的速度是必要的。經過多年的發展與改革，地方政府與企業較以前成熟了，不顧效益的大規模盲目擴張不會出現。中央政府沒必要過分擔心經濟過熱。理性調控不能依靠行政命令，關鍵還在于規劃與政策引導。我覺得在“十二五”時期應該將規劃與政策的立法提上議事日程。
解開政府與市場的融合難題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這把鑰匙
記者：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要素市場發育遲滯，權威人士指出，當前投資和消費增長較快，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作用的結果，行政手段的局限性和短期性逐步顯現出來。擴大內需，最終要靠市場和社會力量，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長時期的改革中，要如何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政府和市場兩個主體的重點、路徑、結果有何不同，二者應該如何融合？
張可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在于明確政府的有限作用領域，改革政府調控理念與方式。迄今為止，政府調控的領域并未明確界定。例如，當前打壓房地產的呼聲很高，但政府調控明顯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
第一，沒有明確區分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領域。在房地產領域，政府該管好的是公共住房（即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與分配，而不應該一味對商品房開發商指手劃腳。政府的主要職責是保證好低收入階層的住房供應，開發商建造的商品房價格應該由市場調控。開發商是經濟人，其要逐利，房價高了房子賣不動就不能掙錢，開發商不會推高房價害自己吧？開發商的高房價是針對高收入階層的，政府可從中多收稅，然后拿這些錢貼補窮人，這有何不妥呢？一定要分清楚,商品房是市場由調節的,公共住房才是政府關注重點。
第二，各地的房地產發育程度不一，一個全國整齊劃一的房地產政策對那些房地產業剛剛起步的地區是好事嗎？只有確認一些地區的確存在房地產過熱才能對這些地區實施從緊的政策，對那些房地產還處于發育期的地區而言，打壓房地產的政策是毒藥。
第三，政府真正應該下大功夫的是完善房地產業發展的規范。在一些地區，推高房價的并不是開發商，而是政府部門，因為開發商辦各種手續需要支付巨大的隱性成本，而這些成本被轉嫁到購房者身上了。
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應該是好的監管者與服務者。作為監管者，政府應該依據自己或者是立法機構制定的規則，維護好市場秩序，并根據國家戰略引導市場主體行為，為企業家創造良好的發展氛圍，而不是當指揮者或經濟活動者；市場是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風向標，微觀利益主體依據市場信息安排自身的活動，按市場規律辦事者會做大做強，而逆市場規律者會被淘汰出局。當然，政府與市場都有失靈的時候，這要求兩者能互補。
政府與市場融合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推進改革無疑是正確的，在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或許解開政府與市場的融合難題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這把鑰匙。
應將學術權力行政化作為“十二五”時期高校改革的重點
記者：作為教育界人士，您對未來五年的教育改革有什么期待？
張可云：管子曾說：“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教育改革是大事。從我從教二十余年的經歷來看，高等教育的改革應該將重點放在破除學術權力行政化上。
錢學森先生離開人世前曾經提出過一個嚴肅的問題，即“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這一問可謂振聾發聵。我對“錢學森之問”的回答是：學術權力行政化是高校非改不可的玩疾，是出不了杰出人才的關鍵原因。中國足協最近被人指為地獄，為了避免中國高等教育淪落為第二個足協，應當將學術權力行政化作為“十二五”時期高校改革的重點。
期望在“十二五”期間政府調控法制化取得實質性進展
記者：您曾經是最年輕的“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在您看來，“十一五”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績，在這些成績的基礎上，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和實施的“十二五”規劃，應該在哪些方面作出相應調整和改善？
張可云：“十一五”取得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這里只能舉例來說了。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算是讓全球人關注的成就。1957年毛澤東主席正式提出“超英趕美”，當時有人會想到在2010年中國會成為全球“老二”嗎？再如，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并建立了農業補貼制度。中國“種田納糧”的鐵規遠可追溯至春秋時期，即使是史書中推崇備至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也沒有取消農民的賦稅。給“種田納糧”的歷史畫上句號是前無古人之舉，惠及中國億萬農民，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會留下一筆。應該說，“十一五”為未來發展奠定的基礎是好的。
具體明確政府的有限作用領域、將政府調控法制化是我最希望作出的改善。我的專業是區域經濟，特別希望在“十二五”期間區域管理法制化取得實質性進展。
專家簡介：
1964年出生于湖南臨湘，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任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前身為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商業聯合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政策、區域經濟合作與沖突、區域經濟理論、區位理論以及城市與區域公共政策等。主要著作有《區域經濟政策》（商務印書館，2005年）、《區域大戰與區域經濟關系》（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1年）、《青藏高原產業布局》（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7年）等。曾獲得十多項省部級以上學術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