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在經濟發展初期追求經濟增長的規模和數量是無可厚非的，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始終把單純的GDP增長當作壓倒一切的目標，為增長而增長，并將其置于人民的福祉之上，一旦超過應有的度，就演化成了增長主義。經濟增長一旦從服從于人民福祉的增長轉化為置于人民福祉之上的增長主義，并且成為了一種政績表現，就會產生諸多負面效應，進而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編者按

　　“十二五”時期，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將更加艱巨，既要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積累的矛盾和困難，又要為未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奠定扎實的基礎。在這個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存在哪些沒有解決的問題？未來還將面臨哪些困難？如何解決問題、克服困難？這都需要在理論上給予回答。本刊今日刊發的文章，既有來自政府研究機構的專家，又有來自高校的學者，還有來自實踐領域的代表，從不同角度，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主題進行了探討。

　　我國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決定了最初的經濟增長是由外需拉動的，且由于外需拉動的杰出效應而成為慣性。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即所謂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加之當時急需資本和外匯，于是便形成了最初的依靠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模式有著顯著的增長效應，因而延續至今。靠外需拉動的模式使我們的發展模式日顯被動，暴露出以下問題：

　　第一，這種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中國人生產、外國人消費，中國人儲蓄、外國人借錢。長此以往，不僅難以將內需作為長效機制，而且經濟發展完全取決于國際經濟形勢的波動。當世界經濟處于較快的發展期時，對我國產品會有著較大需求，我國經濟也會處在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一旦世界經濟較為蕭條，特別是對我國產品有較大需求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蕭條，進而減少對我國產品的需求，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便會迅速蔓延到我國。

　　第二，外需拉動的支撐點是我們便宜的資源、環境和勞動力。低工資的結果雖然支持了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但卻直接影響了國內消費。于是，當國際市場需求大大減少，國內則因工人工資低托不起國內市場的時候，這種一開始并不發生在我國的危機卻對我國經濟影響甚大。此時，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除了投資上項目外別無選擇，三駕拉動經濟增長的馬車只剩下了一駕。然而，情急之下目的性極強的投資性拉動又會帶來一系列副作用，比如，投資質量不高和通貨膨脹等。

　　第三，嚴重依賴外需，不僅經濟發展依賴于國際形勢的波動，而且由于原材料和產品銷售在外，上游產品價格上揚導致輸入性通貨膨脹。如果用于結算的貨幣，例如美元有意貶值，輸入性通貨膨脹就會更為嚴重。

　　第四，通常認為，在國際貿易中處于順差的國家應當處于主動地位，然而實際情況是，如果處于逆差的國家的貨幣是國際結算貨幣，處于逆差的國家反而會更為主動。例如為了平衡過大逆差，緩解本國經濟壓力，處于逆差的國家會要求處于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如果處于順差的國家不升值，處于逆差的國家則會自動貶值，在事實上造成處于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 中國是一個大國，按照亞當·斯密的論述，大國雖然應當重視國際貿易，但同時更應當重視國內貿易。中國經濟已經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狀態，變化了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不放棄外需的同時，把內需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

　　簡單追求GDP增長的思想支配了相當多地方政府的行為，由此產生了諸多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協調的現象。

　　首先是不惜成本地追求亮點和輝煌。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地方政府存在著事實上的競賽或攀比，個別地方政府總是盡力追求最大最亮最輝煌，于是有了“鬼城”，有了窮縣舉債建新城，有了各種各樣的世界之最。

　　其次是不怕重復建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調整和提升產業結構，淘汰低層次的產能過剩。然而，當把投資作為拉動經濟的普遍選擇的時候，有些地方政府則不怕重復建設，甚至通過行政手段，規定只準買本地的產品，不準買外地的產品，由此妨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妨礙了市場優勝劣汰功能的發揮，妨礙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

　　第三，相對于消費，投資更能在短時間內拉動經濟增長，故此，投資和上項目成為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首選。

　　一些地方政府有著強烈的擴張性的投資沖動，其原因一是現行的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收支失衡，資金缺口不斷加大，以致形成了“少米或無米下鍋”的局面，舉債是籌措資金的一種辦法，有時甚至是不得已而為之。二是任期制度使得官員們必須在短期內有輝煌的政績。三是軟約束使得地方政府無破產之憂，一屆政府用完幾屆政府的資金，債務則轉嫁給下屆政府。

　　投資拉動的首選產業是工業，地方政府上的項目基本都是工業項目，絕少農業項目，原因在于工業對GDP的增加貢獻比農業大。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變遷的總體趨勢是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這導致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投入不足，人員、土地流失等問題的產生，這就是在本輪CPI上漲中為什么率先漲價的是農副產品的主要原因。
　
　　在轉方式調結構的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解為上新的項目，提出無項目就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際上，只要還是只講速度，不講質量和效益，即使上的項目技術含量再高，也不意味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此外，中央希望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合理速度，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在十二五期間，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7%左右，以便調整結構，讓經濟發展又好又快。然而由于經濟增長主義的慣性，一些地方政府顯然對放慢速度積極性不大。

　　經濟增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民生，造成了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失衡。

　　經濟增長模式支配著分配。一旦把經濟增長作為目標，分配自然會向政府稅收和企業利潤轉移，因為政府和企業可以用其所得繼續投資，繼續促進經濟增長，致使居民收入有限，直接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繼之，在投資一定的情況下，則會偏向生產性投資，而不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方面的投資，因為這樣的投資格局有利于繼續增長。于是，盡管一些基礎建設的投資已經邊際效用遞減，在這種情況下轉而投資民生會從總體上提升資本利用率，但在實踐中卻難有理想的結果。

　　在單純的經濟增長思維方式的支配下，雖然經濟在迅速發展，但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欠賬過多，雖然從數字上看人民群眾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自己要負擔上述社會保障的費用，擠壓了人民群眾的消費。深層次地講，是政府功能和市場功能的混淆，是用市場化的經濟政策去解決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問題。

　　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克服經濟增長主義。

　　當前，必須把發展思路統一到科學發展觀上，要正確把握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時代背景，深刻理解新的發展方式。按照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精神和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新的發展方式要求：1、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強調富民，保障民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歸宿點。2、特別強調內需，認為內需是拉動經濟的長效機制。3、調整和提升產業結構，提升創新能力，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淘汰落后產能，特別重視農業的發展。4、強調資源節約、環境友好。5、強調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強調公平正義，強調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強調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只要切實從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要求以及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精神出發，就可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正確劃分政府與市場的功能。政府不應當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政府完全可以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考核標準服從于經濟社會的總體要求和目標，既然十二五期間的主要任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應當按照新的要求設計各級干部的考核標準，并且在黨管干部的前提下，讓人民群眾在干部選拔問題上有更多的發言權。只有相關制度約束的變化，才能校正地方政府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思維行為，克服經濟增長主義，有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原文鏈接：克服經濟增長主義

（編輯：吳琰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