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學生應征入伍 CFP供圖

每年12月，都會有成千上萬的適齡青年匯入人民軍隊的鐵流。其中，大學生新兵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攀升。

2001年，我國在90所試點高校首次進行在校生應征入伍工作。當年，北京有3所高校參與試點，當時規定，只有北京生源的男生可報名。那一年，北京市所有應征入伍的大學生士兵中只有一名本科生。

2005年，全國在校大學生應征入伍工作全面啟動。在北京，征集在校大學生入伍的高校范圍擴大到72所，涵蓋了北京市當時所有的全日制高校。2009年，13所在京民辦高校首次被納入征兵范圍。就在這一年，有12萬名大學生參軍入伍。

為何入軍營？最初的夢想可曾實現？兩年的軍旅生涯收獲如何？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電影學院、清華大學等首都院校的多名退伍大學生士兵。

董斌：我就想當好一名士兵

2009年9月，北京軍區某集團軍某師教導隊的畢業典禮正在進行。

“董斌！”一名瘦削的戴眼鏡的列兵聞令昂首出列。“軍事理論、戰術動作第一名！總評第二名！”大隊長朗聲宣布。

董斌是一名優秀的大學生士兵。在半年前預提班長集訓的開訓考核中，董斌在全部192名隊員中名列第八——在這個全軍王牌師，師教導隊集結了全師軍事素質過硬的骨干。這樣的成績，足以讓老兵們對這個全師唯一的研究生士兵刮目相看。

就在10個月前，一天十幾個小時泡在實驗室里的中國人民大學化學系研究生董斌絕沒想到自己會在軍營里大展拳腳。

2008年11月20日晚，人大物理系大四學生陳輝宗來到董斌的寢室：“師兄，今年就業形勢不大好，我想當兩年兵再找工作。”

眼睛有300度近視的董斌聞聽此言頗為詫異，他的經驗是當兵“只要戴眼鏡的就不要”。讀本科時，他年年報名應征，年年被拒，直到讀研一才“死了那個心”。而陳輝宗的眼鏡片比他還厚，足有400度。“今年政策變了，近視也能報。”陳輝宗說。

董、陳二人去報了名。13天后，入伍通知書發到了他倆手里。

董斌成了人大第一個參軍的在讀研究生，“很想哭，真的哭了。對我而言，這不亞于第二次高考。”這個靠助學貸款上學的年輕人，靠發傳單、做家教，一分一分地賺取生活費，“讀書過兩年還可以繼續，當兵一生就這一次。而且保研后想幫家里減輕負擔，3萬元參軍優撫金還可還清本科時22400元的貸款。”

”入伍前對自己沒什么大期望，就想當好一名士兵。”但“人大兵”和“研究生”兩個身份給董斌帶來了關注度。“可以質疑我，但不能讓人質疑人大，所以就不要命地想做到最好。”董斌說。新兵連里，三公里拉練他第一次就跑了全連第一；戴著眼鏡，第一次打靶他就取得5發子彈49環的佳績。

這個比同年兵大四五歲的大齡士兵的訓練成績這么好“得益于閱兵”，董斌回憶起2005年他參加紀念首都高校軍訓20周年閱兵的往事，“全院就我一人報名。那是我第一次摸槍。”

挎著56式半自動步槍，穿著雪白的水兵服，董斌是第一排面的基準兵。閱兵歸來，他天天練體能，“把自己當準軍人看待”。

2009年12月，因表現出色，董斌被任命為“松骨峰英雄團”大學生士兵班的班長。

2010年5月，提干的機會擺在了24歲的董斌面前。這個多少士兵夢寐以求的好機會卻被董斌放棄了，如同當初放棄留在師教導隊當教官一樣。董斌的抉擇讓戰友不解，他自己卻異常清醒，“當士兵，研究生很獨特，當干部就不見得了，畢竟我不是軍事指揮專業出身，年齡方面也不占優勢。”

碩士畢業后出國讀博，再回國進研究所或高校執教——這本是董斌以前的人生規劃。“回頭看，參軍意味著我科研生涯的中斷。”回人大后，董斌從化學系轉到了法學院，“也許以后我會當警察。”他說。

譚曉通：我與偵察連對上眼兒了

“咱不缺胳膊不缺腿，國家需要我，為何不當？”人大國際政治專業大三學生譚曉通個子高挑，眼神里透著股聰明勁。“小學時趕上海灣戰爭的震蕩，初中時趕上阿富汗戰爭。”這個鐵桿軍事迷看到輕武器的輪廓，就能辨別出其戰技術性能，“從小到大，這十幾年我就是咬著偵察口不放，表面上喜歡的是裝備，其實迷的是特種部隊的集體主義精神。”

帶著偵察兵夢想入伍的譚曉通卻被分配到了通信連。通信連的隔壁就是警偵連，譚曉通與夢想近在咫尺。盡管在通信連屢獲嘉獎，但他的心思還是在隔壁揮拳練格斗的偵察兵身上。

2009年12月，當了一年通信兵后，譚曉通的軍旅生涯發生了戲劇性變化。“你被調往師偵察營楊子榮偵察連了。”原來，到部隊采訪的《戰友報》記者知道他的愿望后，報告了師領導，師領導滿足了譚曉通的愿望。“當時戰友怨我傻，說這一去第一年就白干了。我自己也有顧慮，怕第二年拿不到優秀士兵就不能保研，更怕自己在偵察營得不到認可。”但最終，譚曉通還是追隨自己的愿望去了。

一到偵察連，譚曉通感到有了用武之地。針對某新型裝備，在部隊給生產廠家提出的58條改進意見中，譚曉通提的就占了50條。“我玩彩彈對抗時，自己配了一套海豹突擊隊的裝備穿，對這種裝備了如指掌。”得益于這些知識的積累，譚曉通很快用術語跟廠里的專家對上了話，而在場30多名骨干包括營長，沒人能和專家溝通。“就我能把這和外軍的同類型裝備對比上。”譚曉通眼角一挑，滿是得意。

后來，營長指示，由譚曉通負責新型裝備的教案，給全營骨干當教員，他還被推選到師教導隊當了教員。

當兵第二年就能當集訓教員，還給師首長做演示，譚曉通算是“露臉”了。“我覺得，如果不去偵察連，我在部隊的價值就無法體現。一句話，我與偵察連對上眼兒了。”

加爾恒：我真的愿意當一輩子軍人

“我家在草原上，河對岸就是哈薩克斯坦，我家隔壁就是邊防連隊駐地。”中央民族大學哈薩克語言文學系學生加爾恒身高1.85米，高鼻梁，雙眼皮。“2007年全校5人參軍，我們系就占了3人，我報名回來才知道我上鋪的同學也報了。”這兩個從未見過海的牧民之子，雙雙從亞歐大陸的心臟來到了南海邊。

加爾恒家所在的村只有一戶漢族家庭，“連這一家說的也是哈薩克語”。剛入伍時他普通話講得磕磕巴巴的，“戰友們聽起來可費勁了，碰到我實在不會講的，只好靠紙筆交流。”為了解決他的語言問題，戰友們與他結成對子，輪番教他，如今，和記者聊天的加爾恒，普通話說得可流利了，“因為語言障礙，入伍前和其他民族同學交流覺得很累，回來以后特想多交各民族朋友。”

“部隊教會了我怎樣與人打交道和管理團隊。”退伍回校后，加爾恒被推選為系學生會主席。“當班長這個‘兵頭將尾’，讓我懂得要團結人。我們系是全校最小的系，卻得了校運會的全校第二，靠的就是團結。”

“我原來的人生規劃是回家鄉政府工作。”加爾恒談起曾經的公務員夢，“現在，我畢業后還想去當兵，考武警邊防。”言及此，他一字一頓地說，“我真的愿意當一輩子軍人。”

安娜：體驗過，就值得了

這是一條平淡無奇的三樓走廊，兩側的房間就是總裝備部某衛星發射中心電視臺的辦公室和宿舍。2007年，人大信息學院大二學生安娜入伍來到這個電視臺擔任播音員。

下二樓就要請假，所以安娜除了去食堂、澡堂，基本上一整天都在三樓度過，“養得特別白”。

雖然自由受限，但時間是安娜自己的。某衛星發射中心的發射臺架之上，是無垠的藍天，連綿的青山如黛。播完新聞后，安娜不時會爬上無人的天臺，“看夕陽緩緩沉入山谷，看遠處雪山的那一圈白頭”。在慢下來的時光中，安娜體會到了自己心態的轉變，“入伍后才記日記，開始更多地反思自我。”

“我從小就想當小教員、小播音員、小記者，如今所有的夢想在部隊都實現了，就好像一場穿越，想什么都能滿足你。”安娜雙手托著腮，瞄著天花板說。

最難忘的是戰友情

2010年1月，大雪初化，黃土地上融化的雪水一洼洼。一列沒有肩章帽徽的大學生新兵在泥地上進行匍匐前進訓練，一個二道杠的上等兵爬在最前面，那是他們的班長董斌。

董斌在泥水中朝一名身材有些胖的戰士呼喊著。“那是張偉建，剛大一就入伍了，匍匐前進的速度明顯慢一截，我一遍遍給他示范是為了給他打氣：‘你不是一個人在爬。’”董斌說。

爬到終點時，未及站起，張偉建已哭出聲來，“他那是高興呢，這一關他總算達標了。”其實，張偉建是被一遍遍帶他爬的董斌感動哭的。匍匐前進是易受訓練傷的課目，帶刺的蒺藜會扎到手，零碎的石頭硌得腹部難受，盡管隔著絨衣和作訓服，董斌的肘、膝蓋早已被磨得破皮，“血滲出來結成塊，和絨衣粘在一起，脫衣服老疼了。”

董斌退伍時，張偉建給他寫了一封信，“班長，當兵遇到你，是我很幸運的事。”

采訪中，記者發現，在談及當兵兩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時，被訪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戰友情”。

“戰友情是在痛苦中建立起的感情。”安娜說。電視臺只有兩名義務兵，就是她和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的研究生胡文婷，同住一間宿舍的她倆，即使爭吵，也能很快和好。“營房不像學校宿舍，還可以拉簾子躲開。一桌吃飯，一個隊列走，躲不開的朝夕相處。無法偽裝，無法掩飾。”“戰友之間的感情是最真摯的，我永遠難忘。”安娜說。

原文刊于《中國青年報》（ 2011年11月11日 10 版）

相關鏈接： 【中國青年報】當兵兩年 別樣青春

（編輯：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