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給《資本論》的各種版本寫過七個序言和跋，這些序言和跋中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問題提綱挈領、高屋建瓴的論述，今天依然閃爍著時代的光芒，對于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對于中國經濟學家發展經濟理論，有著深刻的指導意義。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馬克思這里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或曰商品經濟。

商品生產普遍化的條件首先是生產關系的變革問題。在《資本論》里，馬克思闡述了勞動力是怎樣成為商品的，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如何進行的，是怎樣剝奪小生產者和農民的生產資料使之變成雇傭工人的，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才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

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生產關系，然而當代西方經濟學似乎并不研究生產關系，而是研究資源配置、經濟運行，研究正常的經濟運行所需要的微觀基礎，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只是一個特定階段的現象，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之后的經濟現象。實際上，早期的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不研究生產關系的變革。例如，魁奈認為只有農業領域才是生產的，經濟政策應當傾向于農業中的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大衛·李嘉圖認為新生的工業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馬爾薩斯則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等等。

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經濟運行，但必須看到，任何經濟運行都涉及經濟利益的調整，例如勞資關系問題、企業制度問題、向窮人還是向富人收稅的問題，這些本質上都是生產關系范疇的問題，只不過西方經濟學用“制度安排”作了替代而已。

我國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涉及大量生產關系調整的問題，例如所有制關系的變革、分配關系的變革。即使就目前普遍關心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其中既包含著產品、產業結構的提升，更包含著生產關系的調整，比如：擴大內需、實現人民群眾參與經濟發展機會的公平、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等等，無一不是生產關系問題。經濟運行、資源配置是一定生產關系下的經濟運行，離開了特定生產關系的經濟運行是不存在的。對當代中國而言，研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更為緊迫，不研究生產關系的調整就無法進行良性的經濟運行。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馬克思寫道：“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這里所講的抽象法就是從簡單的范疇開始，從大量的現象出發，經過歸納總結，從中概括和抽象出規律性的東西。

《資本論》通篇貫穿著抽象法。從商品這個資本主義最簡單的范疇出發，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內在矛盾，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存在的原因，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和剩余價值的生產，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剩余價值的分配，虛擬資本的形成及其特點。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市場運行方式鮮活生動的論述，運用抽象法，由外而里，由現象而本質，概括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沒有抽象法，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各種社會矛盾，就可能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材料，是一種現象。

現代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著重于數學方法，著重于建立模型，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時代背景和面臨任務的變遷。早年的經濟學家，例如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馬歇爾、凱恩斯，在研究中都沒有數學化，原因在于這些經濟學家更著重于一種理論體系的建設，而當時的社會也正處在體制變革之中，不用數學就可以完成，用了數學恰恰適得其反。而在當代，當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成，經濟學的研究更著重于經濟運行時，適當地運用數學，建立模型，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如果不加分析地東施效顰，甚至把經濟學當做數學，那就失之偏頗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著名西方經濟學家對數學方法持保留甚至批評態度。例如，數學成績極好的凱恩斯就尖銳地指出，“把一組經濟分析用符號的假數學的方法變成公式，加以形式化，其最大弊端，乃在這些方法都明白假定：其討論的各因素絕對獨立；只要這個假設不能成立，則此等方法之力量與權威便一掃而凈。近代所謂‘數理經濟學’，太多一部分只是雜湊，其不精確一如開頭所根據的假定；而其作家，卻在神氣十足但毫無用處的符號迷陣中，把現實世界中之復雜性與信息相通性置諸腦后了。”

哈耶克也反對過分使用數學，他認為這已經給人帶來了一種幻想，“現代經濟學那些令人驚異的先驅們，16世紀的西班牙書院教師們，事實上已經看到了主要之點，他們著重指出，所謂的數學價格取決于這么多具體情況，以致人們永遠不能知道它，只有上帝知道它”。羅賓遜夫人更是深刻地指出，“當經濟學家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現實世界中出現的問題時，就創造一個能夠把握的假想世界”。

當代中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正處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更需要探索規律性的東西，因而更需要運用抽象法。即使我們要運用數學方法，就連數學模型所需要的假設條件也需要科學的抽象而不是憑空想象。離開了科學的抽象，連這些假設條件都不能確定。

實踐是經濟學研究的源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除了指出他“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外，還強調，“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在馬克思那個時代，英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最為發達。馬克思為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變遷而來到英國，在英國親歷和感知商品經濟的實踐，閱讀了當時關于英國研究的大量資料，歷經40年的研究，寫就了《資本論》。他之所以不在故鄉德國進行研究，原因就在于當時德國落后，并不存在產生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不存在從中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可能。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也是以英國為研究對象。斯密的整個經濟理論是從分工開始的，分工理論在他的經濟學中是樞紐性和奠基性的。他把勞動分工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國民財富的一個重要途徑，這些論述符合他所處時代的特點。他所處的時代是工場手工業充分發揮作用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經濟效率主要來自于分工而不是機器。斯密長期生活在格拉斯哥，這是當時工場手工業最為發達的地區，斯密親自感知了分工帶來的效率。沒有斯密對分工的親歷和感知，就不會有《國富論》。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蓬勃的經濟發展，為中國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濟、豐富和發展經濟理論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肥田沃土。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可能的原創性貢獻，就是把已有的經濟理論和中國的經濟實踐結合起來，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概括。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原文刊于《 光明日報 》（2011年11月25日 11 版）

原文鏈接： [光明日報]馬克思經濟學的時代意義

（編輯：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