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在線訊（記者唐紅麗）6月15-16日，首屆“韓非子與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召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執行院長黃 樸民認為，韓非子開啟了中國政治學和管理學的之端。作為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以韓非子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對于重新發現“軸心時代”的思想資源具 有重要意義。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的韓國人。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韓非被后世稱為“韓子”或“韓非子”，是 我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部分觀點，以法治思想為中心，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 合的政治思想體系，被稱為法家之集大成者。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楊慧林說，在西方古典學的研究里把“軸心時代”看作后世所有思想文化甚至 包括整個社會格局發展的一個根本，所以現在的很多爭論，包括關于政府制度，關于文化觀念的爭論，可能要回歸到“軸心時代”，回歸到古代的視野當中，才能對 后世的文人做出一個較令人信服的描述。所以，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中國的國學和西方的古典學，有可能互相激發，互相借鑒。那么西方古典學的建構 之一 ，可能就是其后來確實關聯到后世的整個政治哲學。當時的政治思想確實和后代的政治有很多聯系，關于先秦子學也可能在學界激發出很多新鮮的思考。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劉家和重點闡述了三個問題。第一，子學在中國古代義理之學中的位置。經學與子學兩個概念有交集，兩者有排斥但不排中，所以使用二分 法是不確的。其二，中國古代義理之學發展階段之管見。中國古代歷史不能用二分法，用三段法較為合理。其三，韓非子在子學中的位置與作用。韓非是先秦子學的 殿軍，不但集法家之大成，還集道法兩家之大成，又是漢初黃老之學的開始。中國古代義理之學之構成中三大載體：經學、子學與史學（其分合與關聯）。經學、子 學、史學皆有義理之學；中國古代的義理之學：經學（王官學）、子學（百家言）、史學（經、子共同的論證資料，中國古代用歷史來論證，而非邏輯）。史學講義 理，即一家言。司馬遷著《史記》，不是僅僅寫一部史書而已，而是要成一家言。可見，經、史、子學相互作用。經學與子學于交互影響中的展開。
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分別從法家思想與其他諸子思想的關系、語言學、政治學、人性論、學術史等眾多角度對于“韓非子與子學”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主辦方中 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希望通過主辦此次會議，以開放多元的方式加深專家學者的交流溝通，促進專家學者對于韓非子與子學問題的思維碰撞。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 斯汀分校、臺灣政治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日本愛智教育大學等眾多高校的專家學者出席了此次會議。
“軸心時代”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神 學家、精神病學家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提出的一個很著名的命題。他在自己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 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就是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這段時 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 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 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生了“終極 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 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
那些沒有實現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雖規模宏大，但都難以擺脫滅絕的命運，成為文化的化石。而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以至于每當人類社會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人們總是回過頭去，看看“軸心時代”的先哲們是怎么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