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公元五世紀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北魏社會政治盛衰的一大關鍵，也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響之重要與深遠，是毋庸置疑的。這一點，已由國家教育領導職能部門的做法而得以證明了：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歷史》“選修1”《歷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與“商鞅變法”、“明治維新”等一起，被列為中外歷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為了開展中學歷史教學的重點內容。
對北魏孝文帝改革意義的評價，教科書的說法中規中矩、四平八穩，這當然是政治正確的必然要求，本人曾為“人民教育”版《歷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書的主編，撰稿過程中雖然有時會萌生出一些思想脫韁的想法，但落筆時還是老老實實，不敢越雷池一步，畢竟“誤導”莘莘學子的罪名誰也擔當不起，更何況，即便放開了寫，到審查時還是會被收回來，又何必勞而無功白折騰呢。
形格勢禁，對魏孝文帝只能認真恭維，定調為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對其倡導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熱情肯定，所謂“推動了經濟的復蘇與繁榮”，“加速了北魏政權封建化的進程”，“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一言以蔽之，即這場改革推動了北方地區多個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長期以來民族之間的隔閡，為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總而言之，孝文帝是偉大的，其改革是正確的，其歷史定位是光榮的。
作為教科書，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夠成立的，我自己也認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鮮卑族漢族化、促進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沒，換言之，沒有當年孝文帝犁庭掃穴，徹底“去鮮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來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實現一統。有此一點，亦足以讓孝文帝青史垂名、亙古不朽了。
然而，歷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復雜性。從多元的視野重新審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覺得還有許多話可說，其實，若能平心靜氣進行思考，這場大張旗鼓、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其價值與意義的判斷，絕非教科書所說的那么簡單，人們的觀點也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我認為，這就是研究與宣傳的區別：宣傳是正向的，單線條的，是自說自話，客觀敘述要服從于主觀動機的要求，強調原則，堅持立場，而研究則是逆向的，多線條的，是討論商榷，要于不疑處找疑點，觀點表述要盡可能排斥主觀上的先入之見。我們今天之所以學術精品稀少貧乏，之所以研究成果缺乏厚重與公信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當是混淆了研究與宣傳之間的界限，將研究等同于宣傳。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討論中同樣有鮮明的體現。
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幾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
第一，孝文帝在整個改革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第二，既然改革的效果如此神妙，又是振興經濟，又是穩定政局，又為何孝文帝逝世才30年左右，北魏就爆發“六鎮起義”，北魏的統治就陷入分崩離析、萬劫不復的局面？
第三，孝文帝改革以“全盤漢化”為根本宗旨，結果它直接而徹底的摧毀了北魏賴以統治的根基，完全泯滅了鮮卑族的個性特征，使這個曾經生機勃勃、驍勇善戰，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民族逐漸消失于歷史的長河之中，這樣的歸宿究竟該怎么看待？
第四，孝文帝改革的“全盤漢化”，漢化的重點究竟在哪里，其漢化的內容是漢文化中的精華還是糟粕，其漢化的途徑與思維是否妥當？
如果不將這些問題回答清楚，那么，對這場改革的評價與定位，就會永遠是處于隔靴搔癢、甚至郢書燕說的混沌狀態。
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公元490年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的改革側重于“形而下”的部分，主要是整頓吏治、理順關系、改革經濟、改善民生；而后期的改革則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包括遷徙都城、移風易俗、興起禮樂、推行“漢化”。前者務實，后者務虛，前者重績效，后者求聲勢，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皆有涉及，皆有觸動，可謂是全方位，立體化的全面型改革。
但這些改革雖然都歸之于北魏孝文帝的名下，總稱為“孝文帝改革”，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并非是北魏朝廷的實際最高統治者。他固然命運不錯，在自己5歲那年皇興五年，公元471年就受父親獻文帝拓跋弘的禪讓而登基為帝，且一當就當到公元499年死去為止，前后近30年，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他始終是一個傀儡角色。
當時的朝廷實權全部掌握在其祖母馮太后的手中。這位馮太后可是十分強勢，史稱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位典型的“鐵腕女人”。在波譎云詭的朝廷內部政治斗爭中，她沉著果斷、堅忍精明，擊敗一個個政治對手，依靠李沖、李安世等寵臣、粉絲的擁戴輔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軍政大權，曾一手策劃了其子獻文帝的廢立，并操縱著其孫孝文帝本人的一切，兩度“臨朝聽政”、“省決萬機”，“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威福兼作，震動內外”、“事無巨細，一稟于太后”(《魏書.文明皇后馮氏傳》)，是北魏朝廷的實際統治者。她對孝文帝拓跋宏，簡直是視如無物，動輒責打，而孝文帝保命第一，絕不敢有任何的辯解，更不敢有些微的抱怨，“宦者先有譖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數十，帝默而受之，不自申明”(《魏書.高祖紀下》)。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公元490年。是年，女強人馮太后終于抗不過自然規律，壽終正寢了，這時，孝文帝拓跋宏才開始親政，可以按自己的真實意愿來理政視事了，北魏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由此可見，在孝文帝改革的第一個階段，拓跋宏僅僅是個傀儡皇帝，相關改革的頂層設計、推行實施，即建立卓有成效的新制度以取代舊制度，如推行班祿制，實施三長制，倡導均田制，改革租庸調制，等等，雖然成效卓著，但說實在的，其實都與他沒有太直接的關系，那些新制的策劃與制定，都是李沖等人秉承馮太后的懿旨，執行馮太后的指令而鼓搗出來的，換言之，皆是在馮太后的主持下逐一展開的。所有的功勞，當然也包括失誤，都應該歸于馮太后名下，而與孝文帝拓跋宏關系不大。只有在490年馮太后撒手歸西，北魏孝文帝改革運動進入第二個階段后，拓跋宏才實際登臺主持大計，推行那一系列諸如遷都洛陽，制禮作樂，全盤漢化的改革。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為切合實際、最有實質效益的措施與做法，都是馮太后的作為與貢獻，而它們的推行與見效，則為真正歸屬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階段改革奠定了基礎。而也只有明確地區分了整個改革的前后階段的不同主持人，我們對魏孝文帝在改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運動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較公允恰當的評價。
公元490年魏孝文帝親政，這之后，這場改革運動才完全由他本人來操盤了。那么，我們可以看一看，從490年其親政到499年其去世這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究竟有哪一些，這些改革是否像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樣純粹為正面的功績？
考察這十年中孝文帝拓跋宏親自主持的改革，最主要的動作有兩項。一是公元593年全面啟動、公元494年正式完成的遷徙都城，將北魏的都城由平城遷移到洛陽；二是移風易俗，“全盤漢化”，徹底去掉鮮卑族的民族特性，將其完全融入漢族之中。
就遷都洛陽而言，應該說是正面意義大于負面影響的。遷都本身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改革措施，但它實現了北魏政治中心的南移，強化了對中原地區的統治，擺脫馮太后政治的陰影，削弱鮮卑舊貴族勢力的影響，為接下來的“漢化”改革掃除障礙，還是頗具合理性的。
當然，任何事情都是利弊交雜，有利必有弊，遷都的負面因素也是明顯存在的，它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給當時的社會經濟造成不利影響，破壞了鮮卑族的純樸風尚，使鮮卑貴族沾染上魏晉門閥士族的種種惡習，驕奢淫逸，官風腐敗，更為嚴重的，是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變革研究》一書中所言，遷都喪失了拓跋貴族集團的強有力支持，造成洛陽新貴與平城老人之間的疏離和對立，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釀成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機，伏下了北魏衰亡的契機。孝文帝去世后僅三十余年，北魏政權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其遠因也許不得不追溯到遷都洛陽之舉。正如宋代葉適所認為的那樣，拓跋宏“始遷洛邑”的舉措，乃是錯誤的抉擇，屬于“根本既虛，隨即崩潰”(《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四)。
至于遷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漢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通觀史籍，我們知道孝文帝拓跋宏是虔誠的漢文化迷戀者，史載：其“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讀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魏書.高祖紀》)這雖不乏溢美之詞，但孝文帝愛“文化”勝于揚“武化”，當屬不爭的事實。這樣的價值取向，決定了他主政后大搞“全盤漢化”，乃是必然的選擇。
遷都洛陽后，孝文帝即開始雷厲風行推行他的漢化措施了。其重點，是徹底改變鮮卑族原有的風俗習慣，毫無保留地學習和采納漢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全方位促進鮮卑族接受漢族文化。其具體的措施有：
1，易服裝，公元495年，他下詔禁止士民穿胡服，規定鮮卑人與北方其他少數族人一律改穿漢族服裝。他還自己帶頭穿戴漢人服飾，并在會見群臣時，“班賜冠服”。
2，講漢話。孝文帝正式宣布以漢語為“正音”，稱鮮卑語為“北語”。要求朝臣“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明確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認為“如此漸習，風化可新”。(《魏書.高祖紀》、《魏書.咸陽王禧傳》)。
3，改漢姓。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拓跋宏下詔改鮮卑復姓為單音漢姓：“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復，皆改之。”(《資治通鑒》卷一四0《齊紀六》)從此之后，鮮卑族姓氏就與漢族完全相同了。
4，定族等。孝文帝拓跋宏對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情有獨鐘，在改漢姓的基礎上，他參照漢族門閥制度的做法，來確定鮮卑族的門第高低，并據此來選拔人才，任命官吏。“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并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同上)
5，通婚姻。孝文帝為了使鮮卑與漢族兩族進一步融合，還大力倡導鮮卑人與漢人互通婚姻。他身體力行，帶頭示范：“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后宮。”(同上)此外，他還親自為六個弟弟聘室，六個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鮮卑貴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漢族大士族。通過這種聯姻把兩族統治者的利益與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以鞏固統治。
6，改籍貫。拓跋宏還頒布詔令，規定凡遷徙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后要埋葬在河南，不得歸葬平城，從而來有效切割鮮卑人與平城根據地之間的聯系，也保證了其后代的籍貫從此改為洛陽而不再為平城人。
考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這些移風易俗的決策與措施，我們可以發現，其實質就是要通過“全盤漢化”來消除鮮卑拓跋氏的民族個性與民族精神，因為改革的結果，是鮮卑拓跋氏沒有了自己的語言，沒有了自己的姓氏，沒有了自己的服飾，沒有了自己純粹的血統，這樣一來，鮮卑拓跋氏便徹底喪失作為一個民族的獨立性、主體性，從而與漢族完全同化，融沒入漢族之中。更為嚴重的是，孝文帝還借漢化改革、移風易俗之機會，將南朝地區業已趨于沒落的腐朽門閥制度在北方地區借尸還魂，卷土重來，給北魏原本比較單純、實效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蝕劑。
無怪乎，不少論者認為孝文帝拓跋宏的所作所為，乃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所效仿的是漢文化中的糟粕，漢人的繁縟腐朽，尤其是其以生搬硬套的方式，移植門閥士族制度，使得尚無厚重文化積淀的鮮卑拓跋氏貴族迅速腐化墮落，從而嚴童地消蝕了北魏統治者的銳氣與活力。
這樣的評價當然顯得有些偏激和刻薄，但是，鮮卑拓跋氏因此而自斷自己的根脈，逐漸消逝于歷史的長河之中，恐怕是平允的看法。這對鮮卑拓跋氏來講，無疑是一場災難，一個悲劇。對此，孝文帝拓跋宏本人是難辭其咎的。所以，孝文帝以“全盤漢化”為宗旨與特色的改革，其意義當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變革研究》一書中所言那樣：孝文帝只追求與漢文化相吻合，而忘掉了自己國家政權存在的基礎，它對于中國歷史進程宏觀而言，無論怎樣肯定都不為過。但對于北魏王朝、拓跋鮮卑前途命運而言，則怎樣貶斥之也合情合理。
除了上面這些移風易俗的做法外，孝文帝拓跋宏的“全盤漢化”還包括了大力度確立儒家學說為北魏統治指導思想的地位，按漢族的禮儀制度全面改造祭天禮儀，不拘一格重用洛陽新貴與漢族人士人等多個方面內容。
就倡導儒學言，這表明鮮卑族認同漢文化為自己的精神歸宿，它同時也意味著拓跋鮮卑主動丟掉自己的特征與優勢---勇武質樸，自我削弱曾經十分強盛的北魏軍事力量，一方面是學校遍布，弦歌不絕，“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地，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余人，小者猶數百。”（《魏書：儒林列傳》）另方面是武備松弛，征戰受挫，民風萎靡不振，斗志消沉退化。其中的得失還真不容易做簡單的判斷。
就改造禮儀言，孝文帝的所作所為，也直接從精神的源頭摧毀了鮮卑族作為個體民族的心理支柱，使其成為了沒有主體性、沒有共同精神文化家園的失去魂魄一族。這方面孝文帝的最大舉措，是于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詔廢除了“西郊祀天”儀式。原來鮮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是和漢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這反映在祭天的儀式上也有相當的差異。北魏孝文帝之前，北魏政權在祭天上，遵行的是“西郊祀天”的儀式。據《魏書.禮志》所載，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以至郊所”，致祭時，挑選皇室子弟七人，“以酒灑天神主”，并讓女巫在祭壇上搖鼓作法，然后，再“帝拜，后肅拜，百官內外盡拜”。很顯然，西郊祀天儀式使鮮卑拓跋氏貴族能夠保持自己民族的古老原始崇拜，喚醒自己記憶深處的文化認同與精神皈依，從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可是，就是這么重要的典禮，讓孝文帝拓跋宏一紙詔令給廢除了，而改為采用漢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儀式，圜丘祭天，方澤祭地，以祖宗配天。放棄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去祭祀漢族的天、神。
這從好處講，是表明拓跋宏的漢化政策確已廣泛地貫徹到禮樂制度建設的方方面面了，大獲成功了，但若換位思維，我們不能不說，這類做法是挖鮮卑拓跋氏自己的祖墳，孝文帝乃鮮卑族的最大“叛徒”，做的是敵人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情，造成的結果必然是“親者痛，仇者快”。
就重用洛陽新貴和漢族士人而言，孝文帝的行徑也是得不償失。他要消解馮太后的影響，要擺脫舊貴族的掣肘，要走出平城時代的陰影，建立自己的核心班底，任用自己的心腹爪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則不免操之過急、欲速不達。范圍比較狹窄，局限于那些支持改制的洛陽新貴，如任城王拓跋澄、齊州刺史拓跋鑒。
此外，他還積極將漢族頭面人士拉入自己的陣營，這中間既包括早有根基和名望的李彪、崔光等人，也不乏高閭、宋弁、邢巒這樣的新銳之士。這種用人上的傾斜偏愛，加上拓跋宏對平城和整個北魏北部地區的忽略，嚴重導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化，舊貴族離心離德，動輒搗亂，太子叛逃平城事件就是一記警鐘，可是拓跋宏并沒有真正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仍然是我行我素，剛愎自用，以致積重難返，“無可奈何花落去”，其死后不久，這種新舊對立，洛陽中樞與邊防外鎮抗衡終于全面爆發，北魏王朝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就完全無法加以逆轉了！
正因為北魏孝文帝改革存在著這么多的問題，對鮮卑拓跋氏的前途尤其是毀滅性的一場災難，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對其持否定批判態度的不乏其人，代有相傳。宋代的馬端臨、葉適，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清代的趙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述中痛加斥責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全盤漢化”的做法，認為這完全是“急于有為，不計階除，不本土俗，不量難易”，結果自然是“昧先后，失名實，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可謂“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其害至此”（《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四）。
他們一致強調孝文帝改革的后果是悲劇性的：“國勢之衰，實始于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蓋徒欲興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漸弛也”（《廿二史札記》卷十四）；“然亦竟十余年而國為墟矣”（《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四）。并指出孝文帝拓跋宏是典型的虛偽之徒，“拓跋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乃畢行之以欺天下后世者，惟宏爾……視宏之所為，沐猴之冠優徘之戲而已矣”（《讀通鑒論》卷九）。
排除葉適、王夫之、趙翼等人貶斥之辭中的意氣成份，我們應該承認他們的評論還是有相當的道理的，孝文帝改革本身并沒有錯，當時北魏王朝所面臨的種種危機也使得其從事革新、改弦更張猶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同時，孝文帝本人及其親信集團崇尚漢族的先進文明，提倡漢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問題就在于孝文帝他的改革思維與主要措施陷入了致命的“誤區”，即“不本土俗”、“不安于本而眩其末”，他親政后的一系列所作所為，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并不適合北魏國家的國情與族情的，乃是他個人好惡的感情沖動戰勝了政治理性運作的產物，它決定了北魏最終沒落與解體的宿命，換言之，孝文帝改革的致命性失誤，就是他在改革的過程中讓所謂的漢族優勢文化迷惑了自己的理智，以致完全喪失了鮮卑拓跋氏應有的自身立場，自動地放棄了鮮卑拓跋氏的主體性與合法性，丟掉了作為獨立民族在改革事業中的話語權。一切唯“漢”是尊、唯“漢”是從，一廂情愿地“全盤漢化”，自我繳械去融入漢族文化之中，自己給自己挖掘了墳墓，這真是：“天作孽，猶可說；自作孽，不可活”！后果至為悲慘，教訓極其深刻。
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為主旨的改革悲劇，也印證了一個最普通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須立足于自身的主體性，都不能割裂自己的傳統與歷史，都不能脫離自己的文化土壤，“桔逾淮則為枳”，其他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觀念文明最美好、最優秀，也無法直接移植、生搬硬套，否則，就難免面臨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尷尬，“畫虎不成反類犬”，使自己的改革愿望與最終結果南轅北轍，適得其反，徒然貽笑于天下、成為歷史舞臺上的悲劇性角色。
這就是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的不歸之路提供給今天人們的最重要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