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著名佛教哲學家和中國哲學史家。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著述10卷12冊《方立天文集》，分別為《中國佛教》《魏晉南北朝佛教》《法藏與<金師子章>》《佛教哲學》《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佛教與傳統文化》《中國佛教文化》《中國文化與中國宗教》《中國古代哲學（上下）》《雜著》。
經常聽到議論，說上世紀40年代以前，中國能出學術大家，以后再也沒有出學術大家了。這種說法是不是符合實際情況？至少方立天教授是40年代后出現的。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馮遠說：“方先生以他本身的著作成就，為中國文化樹立了一座高山仰止的豐碑。有人把方先生定位為‘新中國培育的能夠矗立在學術史上的學者’，我認為這是恰當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中央文史館館員湯一介說：“方先生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面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典范，而且他為人的風格也值得我們學習。作為一名學者，不僅因為他的學術造詣，而且因為他做人的風范被大家所佩服，這一點非常重要。”
篤學尚行，止于至善。這是刻在方家客廳里一件紀念品上的話，也是方立天的人生寫照。
佛緣
“我的家鄉風景秀美，佛教盛行，我母親就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吃素。”在北京世紀城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宿舍小區一套普通的單元房內，年屆80歲的方立天先生坐在藤椅上，輕松和緩地講起自己的經歷。夫人鄭品安拿來一條小毛毯蓋在他的腿上。
“我讀的小學是和一個廟連在一起的，小學北邊就是廟，跨過門進去就到廟里去了。這個廟體現了中國佛教的特點，它是觀音菩薩的廟，又塑有關公像。有一天母親告訴我說你的小名就貼在關公老爺的后面，名字叫觀生——觀音菩薩生的。”
那時候，方立天并沒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會和佛教結下如此深的“緣”，他至今也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是——“觀生”為什么不貼在觀音菩薩像后面，而是貼在關公像后面。
“也許是因為觀音像后面不好貼吧。”方立天笑笑說，“經常有人問我是不是信佛，我不是一個信仰者，也不是一個宗教的反對者，只是把宗教作為一種客觀對象進行研究的一個大學老師。”
對于佛教來講，方立天是一個因緣頗為殊勝的大學老師，以現代哲學視野闡釋佛教思想。他的佛學研究成就卓著，粗略統計，關于佛教的學術文章有208篇。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印長老說：“方立天先生研究和弘揚中國佛教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文化精髓，闡發其現代價值和意義，是佛教界的老朋友。”
他在宗教界可謂桃李滿天下。在2013年全國兩會上，宗教界別全國政協委員共66人，其中近30人上過方立天的課。
中央統戰部和中國人民大學合辦宗教界愛國人士研修班已經七屆。
“方教授在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央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朱維群說。方立天是研修班主持者之一，親自帶班，給學生講課。
國家宗教局辦公廳主任陳紅星也說：“可以講國家宗教局所有的干部都是方老師的學生。有他的嫡傳學生，有干部培訓班和宗教界人士培訓班的學生。”
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認為，方立天教授在宗教與文化的關系上有著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見，對當今的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一個僅僅是因為受母親影響對佛教有親切感的青年，如何成長為宗教學研究的一代宗師？這要從方立天進京說起。
方立天1933年出生于浙江金華永康。中學畢業后到上海進入華東稅務學校學習。念了幾個月就被留校工作。后來又被調去講中共黨史等課程。
“可是我對講課內容并不了解，就到復旦大學聽課，回來后再講。我很清楚自己，才是個初中畢業生，怎么能講這些課呢？別的老師大多是大學畢業，唯有我一個是初中畢業。心里總想有一個到高校繼續學習深造的機會。”方立天說。
1956年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鼓勵在職青年報考高校。方立天把目標確定為北京大學。
“我報了哲學。北大、復旦，往好的學校報唄。至于能不能錄取，我也不抱什么希望。”遙想當年，方立天講述的時候常常被過去的自己逗笑。
接到北大錄取通知書后，他趕回家，做了一身新衣服，還在照相館照了相，北上京華。
“北京大學非常漂亮，哲學樓門前的小黑板上，寫著老師們的名字，馮友蘭、朱光潛……”這些傳說中的“大牛”成為上課的老師，令方立天興奮極了。
他成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課的課代表，這是馮友蘭最后一次給本科生上中國哲學史課。“他講得非常好，生動幽默，邏輯性很強，把很高深的哲學問題講得非常清楚。馮先生氣象高大，很有學問，是中國歷史上很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
除了哲學，他還在歷史系聽課，每天泡圖書館。在提倡又紅又專的年代，方立天不白，也不紅，被認為是“粉紅色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
北大生活給方立天的人生留下深刻印記，在他往后的治學、做人以至人生追求等方面，無不體現出北大人的文化性格。
“北大精神可以歸納為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自由思想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根本性前提。學術要有思考，獨立的思考。”方立天說。
雖然對“粉紅色道路”的批判不了了之，但他覺得畢業留京基本沒有可能了。填報工作志愿時，他四個志愿依次寫著：青海，青海，青海，青海。
結果，等他回家探望了父母準備西行的時候，被告知：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這怎么可能？當時北京重點高校排名是人、北、清、師，在上世紀50年代人民大學的教學規劃是要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后來，組織上正式說，你確實分到了人大。是人大來挑選的。
“我很震驚，這說明我政治上沒有問題。”方立天哈哈笑著說。
險學
“政治上沒問題”這話對方立天而言，別有一層含義。
因為他研究的學問是“險學”。
1961年，方立天分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人民大學要求哲學史教研室的老師上課能通講中國哲學史，科研按照時間段分工。方立天報了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
“我喜歡搞冷門，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難度很大，別人沒有報，我就說我來吧。”方立天說。
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佛教、道教研究被稱為“險學”。而人民大學又是黨創辦的學校，很重視政治掛帥。這樣一個選擇其實并不容易。
佛教作為一門學問，方立天當時全部知識來自于在北大上學時任繼愈先生講過的兩個小時課。他打聽到宣武門附近的法源寺有個中國佛學院，就去聽課，每天早晨從人民大學坐車到動物園，轉車到菜市口去法源寺聽講。星期一到星期五，無一例外。
看他跑得太辛苦，佛學院副院長周叔迦建議他住在寺里，也不要錢。
“明真法師、正果法師、觀空法師、法尊法師、虞愚教授……都在授課，這個期間像傳印長老、凈慧長老也在那里學習。所以他們碰到我有時候都叫同學。”說起“研究僧”生活，方立天的記憶很愉快，他在那里增加了佛教知識，并“了解到佛門法師們的生活，這一群人是什么樣的人。幾位教我們的老師都是飽學之士。”周叔迦甚至給他開了一個書單，要他每天看書寫一點體會。
八個月后，學校工作忙才催著他回去（當時方立天是助教，還不能給學生講課）。今天看來，在那個年代，能有這樣的學習經歷必須得感謝中國人民大學當時過硬的政治地位和開明的校領導，換一個學校未必有這樣的魄力讓一個青年教師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學習。事實上，后來也有人以此來批評他，但也如同“粉紅色道路”一樣，并沒有造成很大影響。
1964年3月，《道安的佛教哲學思想》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期刊《新建設》（相當于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上刊出，這是方立天的第一篇學術文章。“我非常高興，人生開始有第一篇文章發表了。”
1965年，《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在《哲學研究》發表后，被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翻譯轉載。
有一次在中國科學院開會，一個搞西方哲學史的老先生說，解放以來，咱們國家只有三篇文章被美國《中國哲學研究》翻譯過去，有侯外廬的一篇，還有誰的一篇，還有方立天的一篇。
當時方立天就坐在老先生的身后，旁邊的人說，方立天就坐你后邊呢。老先生回過頭說，哦！這么年輕呀？
“這時心里有很大的充實和滿足。”方立天說，眼角的笑流露出頑皮的得意。
遺憾的是，這種扎實研究迅速出成果的風華狀態并沒有持續下去。“四清”開始，他被下放到江西，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他才重新開始研究。
不過，在下放階段，他除了閱讀馬列著作外，還通讀了一遍《魯迅全集》。
磨劍
古人說，十年磨一劍。方立天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一書足足花了15年光陰。
科研教學恢復正常后，從1980年開始，方立天大量學術研究文章問世。
20世紀80年代初，中華書局主動約方立天把對魏晉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研究結集成書，出版了《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當時，中華書局一般是不給年輕人出論文集的。之后《法藏》在臺灣出版，評價極高。
《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佛教哲學》《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等書出版后，方立天在厚實的佛教研究基礎上回到老本行——中國哲學，開始中國佛教哲學整體研究的浩大工程。
“中國佛教哲學有沒有體系？它的體系是怎樣的？這個是我在完成個案研究、典籍整理，又進行了宏觀的研究以后，所做的最大的努力。”方立天說，事實上，這項研究成為他學術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方立天原計劃用七八年的時間完成這本書，他不是直接寫書，而是把研究內容寫成一篇一篇文章，送到《哲學研究》《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等雜志發表，傾聽同行意見，然后再精益求精地修改。一共發表了上百篇論文。一番功夫下來，從1987年到2002年，足足15年，形成了《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冊），一共90多萬字。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宗教學專業學術帶頭人牟鐘鑒和中國社科院原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方廣錩教授都認為，《中國佛教哲學要義》是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里程碑。
牟鐘鑒的同事班班多杰教授說：“方老師的著作我基本上都是一篇不落地看，對我影響最大的，使我感到震撼的就是《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這本書包涵人生論、心性論、宇宙論、認識論，修持論，在這樣一個框架體系里面，把佛教里面像蜘蛛網式的那么多概念、名相、理論跟中國哲學相比較，然后又跟印度佛教相比較，分析出它們的聯系和區別。在這點上，方老師真正做到了辨名析理，融會貫通。梳理得一清二楚。沒有很深的思辨能力，沒有一個哲學的全程關照，很難做到。”
“這本書老得獎。”方先生笑著說。
雙耕
通常，人們稱方立天為著名佛教哲學家。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陳來說：“這個話沒有錯，不過，方先生不只是佛教哲學家，還是中國哲學史家，他是‘雙耕’。”
“雙耕”，就是在中國哲學、中國佛教兩塊園地里面辛勤耕作。“雙耕”是北大學術的一個優良傳統，從胡適、湯用彤到任繼愈等，都奉行這一傳統。陳來認為方先生是在這些大師之后又一個發揚這一傳統的新的學術大家。
陳來說：“方先生的著作中，有兩個兩卷本非常突出，一個是《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卷），一個是在這之前完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卷）（中華書局1990年一版，2012年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方立天文集》十卷本，更名為《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繼承發揚了張岱年先生《中國哲學大綱》以問題為綱的辦法來寫中國哲學史。用12個問題來闡發中國哲學的概念、問題跟它的歷史發展。”
張岱年曾撰文介紹過方立天的《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張岱年說，寫問題史，有幾個地方比較難：廣博難，因為寫這樣的問題必須要有廣博的知識；深切難，要對古代哲學問題概念有深切的了解；精確難，講問題概念怎么樣精確地給出一個定義分析，用現代哲學話語來寫，很難。他評價方立天的書“內容博雅、探索深切、詮釋精確”。
“整個20世紀，整個中國哲學問題史的著作有兩個里程碑：一個是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另外一個就是方先生的《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陳來說，用中國哲學史發展的視野來研究中國佛教哲學，又用中國佛教的研究來充實中國哲學的研究。這是方先生的特點，難得的是他兩方面都精通。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宋志明說：“《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和《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都是綜合性的著作。綜合性研究，必須得有厚重的學術積累才能做到。恐怕綜合性研究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弱項。《中國哲學史》版本很多，但是真正能夠稱為著作的不太多。很多書是采取‘學術合作社’的辦法，你整一段，我整一段，找一個權威的主編把它統下來，以個人之力完成中國哲學的書屈指可數，馮友蘭、馮契、張岱年、方立天幾個。”
格局
方立天沒有任何海外留學背景，但他是被國際學術界認可和推崇的大家。之所以形成學術研究的“世界格局”，正是因為他一直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他從中國文化的本位出發，觀照人類思維的共性，闡釋人性的本質與潛能，由此成為世界性的哲學家。他雖然研究古代，但是視野一直非常現代。
牟鐘鑒說，方先生的著作是體現當代中國本位文化自覺的重要成果。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脈相承的傳統，是學術大家的典范。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樓宇烈說：“近百年來，我們在學術研究方面唯西方馬首是瞻，不能夠很契合中國本土哲學和佛教的特點。方先生開辟了一條道路，讓中國哲學和佛教學術研究重新回到中國文化的本位上來。”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方克立說：“方立天是一個代表人物。他會成為后人學習和研究的對象。他所提供的不僅是具體知識，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和學術道路，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學術發展的特點，我想這是對后輩學者提供非常寶貴的啟示。”
從教50余年，方立天培養了40多個研究生，現在已經成為各自領域的骨干，有大學的副校長，有國家部委的司長，有高校學院院長。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張風雷是方立天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生，他的博士生研究選題是中國佛教天臺宗的實際創始人智顗。
“方老師為我們確定選題有一套大的想法：他讓我研究天臺宗，讓后面幾屆的師弟們分別研究華嚴宗、凈土宗、唯識宗、禪宗，這就把中國佛教幾個最主要的宗派都含納進來了。而且他強調對宗派的研究要從宗派的創始人開始，這樣不僅可以更確切地把握該宗派的發展源流和思想特征，而且研究也上下貫通，有充分的延展性，都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可以做一輩子的題目。”
“他不用自己的研究方向要求學生，但是心里想著每個學生的研究方向，在報紙上看到好文章，覺得對誰有幫助，就剪下來，寫上需要看的學生的名字，給我們傳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魏德東說。
教學和科研之外，方立天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推動創建宗教學科。
“很多高校長期都沒有宗教學這個課，也沒什么老師。上世紀80年代，人民大學成立一個宗教研究室，我是主任，好多年就我一個人，帥是我，兵也是我。”方立天說。
1964年，中國科學院在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下創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時任所長任繼愈想選調方立天，被人民大學極力挽留住。2000年，方立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創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后又建宗教學系和宗教高等研究院。全國高校目前只此一家。
“基地成立后，有了宗教學專業，開始招本科生，這是很大的變化。宗教學是一個學科生長點，宗教和人文社科的哲學、道德、法律、文學、藝術，乃至管理、經濟等學科都有關聯，可以生長出許多專業來。中國人民大學是以人文社科為重點的大學，有宗教學將使學科設置更豐滿。”
“如果將來要創辦宗教學院，就有了一個基礎。”方立天說。
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是西方大學最早的基本架構，現在西方大學也很少有哲學院，都叫神學院。宗教觀照人的內心，是人文社科領域非常重要的一塊，但是我國所有大學，還沒有一個宗教學院。
“社會轉型期，宗教發展就會比較快。而我國現在宗教通識教育還不夠，很多人還難以真正區分宗教和迷信、宗教和邪教。哲學與宗教是文化的核心，搞文化建設，實際上需要探討宗教，宗教的本質、歷史、價值、功用等等。”
“建立宗教學院，當然不是宣傳宗教，而是我們要研究、認識它。作為人文科學的一個類型來研究，要‘脫敏’。研究得越透徹，認識得越深入，才能更好地引領大眾的精神生活。”
如果沒有足夠的高度和格局以及赤子之心，很難有這樣的思考并為之努力。
無爭
“我跟方老師認識30來年了，他對爭取項目、評先進，毫無興趣。國家項目、社科項目、教育部項目一概沒有爭取過。除了散步，好像也沒啥其他的愛好。職稱，這本來是知識分子最看重的，方老師也沒爭過。一個高校的老師，不把職稱放在眼里，這境界……”宋志明說。
不把職稱放在眼里，這種定力來自對學術研究純粹的追求和自信，還有多年坐冷板凳的修煉。
方立天在北大養成泡圖書館的習慣。在人大也是幾乎天天開館就到，連評副教授沒評上的第二天也是如此。時間久了，圖書館工作人員開始主動關心他，后來還在他常去借書的書庫里專門為他配了一套桌椅，這樣他就不用把書搬來搬去了。工作人員下班后，他仍可以留在書庫，獨享空間。這是人大圖書館迄今為止唯一享有如此“禮遇”的人。
一篇篇文章就在這樣的冷板凳上淡定寫成，實際上，那時候方立天也經歷著來自生活的壓力。
“有一段時間，每個月都要借錢，我記得是4號發工資，到月底我就得跟別人借幾塊錢買菜什么的。”微薄的薪水，再寄給在故鄉的父母一部分，方立天家里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月底借錢，發了工資還，下月底再借。
“如果同事職稱什么的都評上了，您內心沒有壓力嗎？”記者問。
“壓力要克服，調整，不能忘記治學的根本，學術不能急功近利。目光要放長遠。”方老師轉而一笑說：“真正寫出好東西來，自然有回報。”1964年，方立天第一次收到《新建設》的稿費，記得是200元。
“抵好幾個月工資吶。哈哈哈。”
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全國重點大學哲學、經濟、歷史、文學，各科選五個特批正教授。方立天全票通過，沒做副教授直接成為正教授。
“搞學術需要心靜，因為它要獨立思考。物質誘惑都想去爭取，就會影響你集中精力。名利要想開一些，不要去爭。要相信自己的實力，社會從長遠來看，會公正對待每一個人的。”
雖然因為不爭，在職稱、房子等問題上屢屢“吃虧”，夫人鄭品安并沒有抱怨他。“沒有她的支持不行。我基本上家里的事情都不管。”方立天說。鄭品安畢業于吉林大學，方立天在31歲“大齡”時候，由熱心同事介紹給他，伉儷情深，相濡以沫近五十載。
（本文在采訪過程中得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黨委副書記田傳鋒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謝。）
（本報記者 李玉蘭）
原文鏈接：[光明日報]方立天：篤學尚行 止于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