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風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專職研究員、執行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中青年愛國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班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兩會期間，就中國佛教未來發展問題，張風雷委員接受了本報《宗教周刊》記者的訪談。
宗教周刊：近年來，中國佛教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但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那么，您認為，佛教未來的健康發展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呢？
張風雷：中國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發展、繁榮光大，適逢難得的機遇，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有一系列的任務需要完成，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而其中最迫切、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務，則莫過于僧才的培養。早在1992年1月，趙樸初會長在上海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今天培養的人才合不合格，將決定將來中國佛教事業的興衰存亡，決定中國佛教的走向、命運、前途”，“稱職、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業的建設與開展之間的矛盾成為在當前和今后一個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緣的情況下所要解決的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各方面工作矛盾的匯合與交織，表明當前和今后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后來中國佛教協會的歷次工作報告和相關會議精神，也無不把“發展佛教教育，提高四眾素質”作為全國佛教界的工作重點。不難看出，中國佛教協會對僧才培養和佛教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一直都有著深刻的認識。
宗教周刊：那么，請您談談當前佛教教育的現狀，以及佛教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途徑。
張風雷：與中國佛教協會之前的文件精神相對照，近30多年來，我國的佛教教育和僧才培養工作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各級佛學院培養的人才，無論從數量上和質量上，還遠遠不能適應當前佛教事業發展的需要，這與我們佛教大國的地位和佛教所承擔的繁重任務是極不相稱的。制約僧才培養的因素很多，但從本質上看，實際上是僧才培養和佛教教育的正規化問題。沒有僧才培養和佛教教育的正規化，就談不上僧才培養和佛教教育的專業化，也談不上僧才培養和佛教教育的系統性。
宗教周刊：您談到佛教教育的“正規化”，那么應如何理解“正規化”，又應如何實施呢？
張風雷：說到教育的正規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或許是宏偉氣派的教學樓、寬敞明亮的大教室、先進貴重的儀器設備之類——這些東西俱備了當然更好，但還只是外在的條件。從根本上講，所謂教育的正規化，就是要明確人才培養的目標，嚴格按照人才培養的規律和程序來做好教育工作。我們看社會上的人才培養和教育模式，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碩士、博士，有一個嚴整的序列，也有與各個層次相對應的互相銜接、大致統一的教材或課程體系。按照這個模式進行人才培養，基本上就可以稱作為“正規化”的教育。與社會上的這種正規化的教育相比，我們的佛教教育還存在著初、中、高級層次不清、銜接不緊、隨意伸縮學制的問題，存在著隨意聘用師資、隨意使用教材、隨意開設課程、隨意招收學僧的問題，這些都說明我們的佛教教育尚未真正走上正規化的發展道路。
佛教教育是否需要走所謂的“正規化教育”之路？對于這一點，教內外特別是教內大概還有不同的聲音。有人特別強調佛教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教育，認為不能用社會上培養人才的模式套用在佛教教育、僧才培養上。籠統地講，這種說法并非沒有道理：佛教教育的確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教育，僧才培養的確不同于一般社會人才的培養，佛教教育和僧才培養模式也的確不能全盤套用一般社會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模式。但這并不意味著佛教不需要“教育”，僧才不需要“培養”，也不意味著佛教教育和僧才培養可以脫離或無視一般教育和人才培養的基本規律而毋須走“正規化”的發展道路。有人常常舉六祖慧能的例子以示教育之或者不必，用教內的語言系統其實亦可反問：“豈知六祖未受累劫之薰習（教育）？”退一步講，即使六祖真的不識字、不通經教（從《壇經》等所載六祖法語來看，謂其不通經教，恐不免誹謗之過），也不能證明通常所謂佛教教育為不必要。佛源老法師謂：搞佛教教育是件好事，都不懂佛教教理怎么行？沒有文化不行。有幾個六祖？一千年了才只有一個。六祖的成才模式，是不具有普遍意義的。我不敢說現在或者將來絕不會有六祖式的人物，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天才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極少數。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恐怕還得通過接受教育，特別是接受系統化、正規化的教育才能成才。
宗教周刊：還有人擔心正規化、學院式的佛教教育過分注重學術性、理論性的研討，會導致學僧有學無修，甚至會淡化信心道念，增長世俗名利之心。對于這一問題，您是怎么看的？
張風雷：這種擔心乍看起來亦不無道理。但是，信心道念的淡化、世俗名利之心的增長，果真可以歸罪于正規化的學院式教育嗎？沒有接受過正規化佛教教育的僧人是否就信心道念堅定、名利之心淡薄了呢？對此，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也沒有見到過對此問題進行比較研究的調查數據，不敢妄下斷論。但我以為，只要遵循1992年“上海會議”和2005年“峨眉山會議”所確立的“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的辦學方針，把學與修有機地統一起來，按照叢林僧人的要求對學僧進行嚴格管理，學僧就不至于信仰淡化、戒律松弛。現在的某些佛教院校中之所以存在學僧道念退化、戒律松弛的現象，歸根結底還是在于這些院校既沒有嚴格的入學資格審查和學籍管理制度，又缺乏體現“學修一體化”的課程設置和日常修為考核——換言之，學僧的道念淡化、戒律松弛，正是因為我們的佛教教育還不夠規范化、正規化，而不是相反。
至于所謂的“研究化”、“學術化”之類，從總體上看恐怕還不怎么能談得上。回顧一下歷史，在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佛教界也有所謂的“南義北禪”、偏學偏修的現象，天臺智者大師就常常批評那些“北方暗證禪師”和“南方文字論師”，他把“有學無修”的“南方文字論師”比作“跛”，把“有修無學”的“北方暗證禪師”比作“盲”，認為“盲跛之人，難以致遠”。不過，平心而論，即使那些為智者大師所批評的“有學無修”的“南方文字論師”，在當時甚至在歷史上也絕非等閑之輩，沒有他們的大力闡揚，江南佛學亦不可能盛極一時。比起這些“有學無修”的“南方文字論師”來，我們恐怕連“有學無修”這個名號也還當不起——或者說，如果真能培養出幾個真正“有學”的人來，即使“無修”，對當下的中國佛教發展恐亦不是什么壞事。這樣說，并不是主張佛教院校要培養“有學無修”的學僧，而是說我們目前的佛教教育不僅在培養“修”上不夠理想，即使在培養“學”上也還是不能滿足。同樣是以天臺智者大師為例，他是主張“依妙解以立正行”的，沒有對佛教教理的“妙解”，也就斷斷立不起“正行”，而只能是所謂的盲修瞎練，愈去愈遠，甚至墜入魔道了。在當前的中國佛教界，比起所謂的“有學無修”，盲修瞎練的現象是更多些還是更少些？危害是更大些還是更小些？對這個問題我也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研究，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教內外認真加以研討的。
無論如何，在佛教教育、僧才培養的方針和理念上，我們首先得有個清晰的思考。佛教是講究“對機施教”的，對現代大多數僧眾的根機和中國佛教的發展現狀而言，要想培養現代僧才——特別是大批量地培養僧才——舍卻佛教教育的正規化、規范化，恐怕別無他途。
宗教周刊：據我們了解，自2006年起，中央統戰部委托中國人民大學開辦了愛國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您是這個班的班主任。您覺得這是否屬于佛教教育“正規化”的一種方式？對于中國五大主要宗教來說，這個班有何重大現實意義？
張風雷：近年來，黨和政府以及宗教界已經較以前更明確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啟動了愛國宗教界人士的“百千萬人才培養工程”。經中央領導同意，中央統戰部委托中國人民大學開辦了愛國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每期50余人，每年舉辦一期，每期集中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4個月，以提高宗教界人士的文化素質和專業知識。該研修班至今已舉辦了7期，為全國宗教界培訓了380余名中青年愛國宗教界代表人士，其中佛教界參加培訓的約有七八十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別是自2012年開始，經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統戰部、教育部的同意，在中國人民大學啟動了愛國宗教界人士碩士研究生的招生和培養工作，2012年第一屆入學的共有19人，其中佛教界有5人。有些省、自治區、直轄市也仿照這個模式，由地方統戰和宗教工作部門與高等院校合作啟動了愛國宗教界人士的培訓工作。由統戰、宗教等黨政有關部門與高等院校合作共同培養中青年愛國宗教界人士，是在新形勢下做好愛國宗教界人士培養的一個重要舉措和重大創舉，對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教育和教職人員培養的正規化、專業化、系統化具有示范作用。
當然，單靠短期培訓或少數幾個教職人員到高校讀研究生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廣大僧才的培養問題。現代僧才的培養要革新理念，創造條件，多條腿走路。特別是各級佛教院校要依照佛教教育的正規化、專業化、系統化的思路和要求，參照普通高等院校人才培養的模式，大力提升佛教院校的師資水平，合理設置佛教教育的課程體系，提高佛教教育和僧才培養的質量，以滿足佛教未來發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