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但面對日趨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改革發展穩定的繁重任務”，“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很大變化，但發展仍然具備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這些基本判斷顯示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理性與智慧。制定正確政策的關鍵在于既要看到挑戰也要知曉機遇。哪些是我們將要面臨的挑戰，哪些又是我們可以用來應對未來挑戰的已有和將來擁有的機遇，這是必須理清的問題。
中國持續擁有的發展機遇與條件
過去十年“戰略機遇期”的形成是國內、國際發展條件綜合發展的結果。對國內而言，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迅速融入到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使我國經濟得以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及利用境外資源和市場的機遇，順利實現了21世紀頭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從國際上看，盡管世界局部地區的動蕩和某些大國的霸權主義橫行，但全球范圍內“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并未因此改變。事實證明，這十年來我國的外部環境雖不乏艱難，但總體態勢十分平穩，并且我們的外交工作還在全球整體意義上得到了良好的發展。
十年后的今天，上述國內外兩方面機遇雖然在內容上有所變動，但整體性質并沒有發生改變。就國內情況而言，當前雖然受到全球性經濟蕭條的沖擊，但我國經濟的總體態勢依然良好。事實上，經濟增長率從兩位數降到一位數對中國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件壞事。我國當前的工業化和市場化體系框架已經得到確立，未來發展更需注重的是增長的質量而非速度，放慢腳步，對已有的成績和問題進行自省并通過深化改革解決問題、鞏固成績才是真正對未來中國經濟負責任的態度。更何況相較于當今世界上的其他大國，以我國當前的經濟總量再加上年均7%到8%的增長率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人類工業化歷史上的非凡成就。
在國際方面，我國周邊環境近年來給人感覺確實是較為緊張，但“和平與發展”的全球大勢并未發生改變。事實上，周邊的危險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我們自己的感知所放大了的。在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都遇到過許多比目前困難得多的外部環境，但我們都以堅毅、理智和審慎的品質順利地渡過了難關。沒有理由認為當前的周邊局勢就一定會把中國搞垮。今天世界各國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國內，如何重振經濟、改良治理、解決社會矛盾是大國關注的首要問題，我們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國家領導人以制造國際緊張的方式轉移國內注意的企圖，但也應當給予各國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以一定信心。在可預見的未來里大戰依然打不起來，而“發展”無疑仍將是全球的共同主題。
要談我國當前面臨的內外挑戰并不困難，比如內部的經濟放緩、地方債務問題、貧富分化、腐敗嚴重、環境惡化，外部的全球經濟震蕩、海外市場萎縮、周邊安全形勢吃緊等等，而在面對這些挑戰的情況下，十八大提出的“挑戰與機遇并存、機遇大于挑戰”并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決心的宣誓，同時也是對現實情況的正確判斷。實際上，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我國同世界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仍然具備至少以下幾方面的發展優勢：
首先，中國自身的“規模稟賦”。近千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領土，最重要的是我們近14億的人口（相當于全歐洲總人口的近兩倍），這一規模在當前技術優勢迅速擴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中國具有了無以倫比的“規模優勢”，其發展潛力、“抗危機”能力和應對挑戰所需的資源組織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
其次，中國的歷史厚度、近代以來現代化歷程的坎坷以及坎坷之后的經驗與物質積累，都給下一步的現代化繼續推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正如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講到的，在“中國人民前赴后繼、頑強奮斗，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過程當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工業化的血淚辛酸都是我們總結教訓并借以自省的經驗來源，而傳統文化所包含的智慧與堅韌也是我們能在未來把握機遇應對挑戰的自信所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社會當前所包含的現代性因素已經足以確保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不可逆轉。政治上，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第一次擁有了有能力維護國內基本統一與團結共識的現代政府，而十八大實現權力順利交接則標志著這一政府政治權力轉移的制度化確立；經濟上，我國當前鋼鐵、造船、汽車、鐵路、糧食產量均為世界第一，這些都是工業化生產在我國空前發展的成果，并支撐著我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取得GDP總量全球第二的經濟地位；在社會文化領域，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規模是美國的兩倍，每年培養的工程師是美歐日印四家的總和，為我國工業化的繼續拓展提供著良好的人才供應；在科技領域，我國自主研制的北斗衛星、殲-10、052-D，以及在新能源產業領域的高速發展都意味著向世界領先科技的大步邁進。這些都決定了我國現代化進程難以退卻、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
新機遇的新內涵
毋庸諱言，在現代化過程當中我們面臨著各類嚴峻的挑戰，但挑戰背后所隱藏的機遇我們同樣不可不察。經濟發展帶來的國內問題必須要在發展中解決，而外部環境的壓力也是我們改良提升自己的最佳動力。總體而言，我國今后至少有以下新的機遇可供把握：
第一，城市化所帶來的經濟效率提高。城市是現代化的匯集之地，同樣一畝地在城市的產值數倍于農村。隨著我國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國內經濟發展的生產效率無疑將得到進一步提升，使物質生產更加富足并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城市化人口的持續增加也讓我們獲得了解決提升國內消費、擴大內需問題的更好條件。此外，城市化的發展也將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躋身中產階級，應對得當將讓我國進一步向一個“錐形社會”轉變，處于“中間階層”大多數人口可以成為我國未來更加穩定繁榮的基礎。
第二，信息化所帶來的社會溝通強化。截至去年，我國已經擁有5.5億的網民和3億多的微博用戶，同時網上交易C2C平臺高度繁榮，這些情況自然會帶來一些喧囂、嘈雜甚至謠言，但從社會發展的戰略眼光來看，信息化的高度繁榮既給予了國民進行自我教育、培養獨立意識、提升公民素質的良好平臺，又是中國公民意識興起和繁榮的未來表征，是國家現代性更加完善成熟的標志之一。它的益處在于讓經濟社會信息得以無界流通，不僅其本身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同時也使得無論是民眾的生活訴求還是政府的執政反饋渠道都將會進一步通暢起來。
第三，剩余資本增多所帶動的消費與投資繁榮。2009年，我國出口貿易額達到了世界第一，而據多方權威分析，我們將在2013年取得進出口貿易總額世界第一的成就，以此趨勢發展，我國走向進口總額第一，成為世界第一消費大國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全球生產力過剩的今天，誰最能消費誰就有優勢，這將意味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繼續提高， “中國制造”將會更多地轉變為全球范圍內的“為中國制造”。而得益于高速經濟增長和“走出去”戰略的共同作用，近年來我國的對外投資總額也在急速提升，使得我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發言越來越有底氣，有些國家因此戒備中國的事實正是我們對外投資成功的一例反證。
第四，外部的緊張迫使中國對外交思路進行改革。近年來我國周邊持續吃緊，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高速發展抱有較為普遍的疑慮與憂患，這種局面如果處理不好自然會對我國的經濟建設與和平發展帶來消極影響，但也正因外這樣，當前局勢正好給予了中國外交進行“事件驅動”型改革的最佳動力。我們對于中國外交需要變革確有共識，但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改變？面對周邊頻繁的危機個案，“事件驅動”正是我們可以追循的一條有效路徑：在每次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都能有機會更加完善自己，從而使中國外交最終轉型至背負得起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崛起大國的歷史擔當。
總的來看，不變的是，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變化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少數只可能“自己打敗自己”的大國。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搞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根本。這就要求我們態度正確、方法得當，并能充分利用好國內發展中城市化、網絡化及其背后的中產階級化和教育普及化等幾大趨勢。只要應對和把握得當，最終的結果不僅是中國的經濟、財政、科技、軍事力量更上一層樓，更將是我國的內部政治社會體制運轉更將順暢，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