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高考制度的改革必須從我國30多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深刻轉型這樣的實際出發。

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將高等教育分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兩大體系，同時相應設立兩類不同的國家統一高考。

新的高考改革必須體現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確立高等學校依法自主招生的本位。政府起指導與監督作用。

我國的高考改革議之久矣，動作多矣，就全國看幾乎年年有變化，本意自然是要適應變化了的時代需要，然成效似乎并不明顯，甚至讓人有舊困未見緩、新難又疊加之慨，紛說者眾。之所以如此，蓋因未進行與時代共奮進的根本性、制度性變革和創新所致。如果高考改革繼續缺乏大的氣魄、大的思路、大的手筆，只是小打小鬧地在程序性、技能性的操作層面上做文章，只會繼續陷于“紛紜”之中。

高考改革不可忽略重要國情

談論當前我國高考制度的改革是不能就高考論高考的，而必須從我國30多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深刻轉型這樣的實際出發。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列出高考改革決不可忽略的、還在變化中的幾條重要國情：第一，我國已經步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匯率計算已達7.2萬億美元，是1978年的50倍，人均值也已達到5416美元。在國家經濟實力、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的情況下，社會和民眾對高等教育從量上、質上、結構上提出更多、更好的需求實乃勢所必然。第二，我國城鎮化正處于復雜的快速進程之中，城市化率2011年已達到總人口的1/2以上，但由于種種原因，城市戶籍人口只占總人口的1/3稍多。其中包含的種種復雜問題，必然會對現有制度框架下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提出無可回避的、復雜多變的種種要求，甚至不同社會群體尖銳地提出相互矛盾的要求。第三，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多種經濟成分、多種就業方式、多種分配收入方式、多種意識形態的并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快速進展，大大擴充了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和自由度，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自然愈益呈現多樣性，也必然會要求擁有更多的機會平等的選擇權。第四，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得過大已是客觀事實，基尼系數按照最保守的估算也當在遠遠高于0.4警戒線之上的0.5左右。這樣的收入差距狀況，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一定產生著方向不同的深刻而復雜的影響。第五，從數量上看，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毛入學率2002年達到15%，2010年又快速提升到26.5%，目前正行進在普及化的進程之中。現在高校年招生人數已近700萬人，是1995年的92.6萬人的7.5倍，這無疑會對人才培養制度和高考人才選拔制度等提出新的要求。第六，30多年來我國持續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已使我國獨生子女高達1.4億人，進一步放大了東方文化“望子成龍”的心態及其影響，對高等教育提出了合乎情理卻又近乎嚴苛的“高水準”的迫切要求。

大眾化階段不應維持精英教育下的人才選拔制度

僅從上述列舉的內容看，無一不在加劇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那就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與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矛盾。出于多種原因，社會對人才需求的多樣性與精英教育的導向性、偏好性這對本不該強烈存在的矛盾，卻愈演愈烈，這又進一步放大和加劇了基本矛盾，使整個高等教育，尤其是千萬家庭直接參與其中的高考，更加處于紛紜困擾的復雜局面之中。

市場經濟體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等收入”國家、大眾化高等教育、1.4億個獨生子女家庭，這就是當今中國與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大不相同的高等教育環境，這當然一定會呼喚新的高等教育制度與其相適應。然而，我們的高考人才選拔制度基本上依然維持著30多年以前計劃經濟時期規模很小的精英教育的高考人才選拔制度。到目前為止，所有這方面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這一既有制度框架內技術性、程序性、操作層面的調整，怎能不使高考陷于社會紛爭的困境呢？這樣做似乎有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認為國家統考現階段不能取消”。但我認為這并不能成為拒絕高考制度根本性變革的借口。我們同樣認為，國家統一高考的制度在我國現階段不能取消，但如何進行國家統考、國家統考處于什么地位，卻應該根據變化了的環境進行新的制度設計。因此，解放思想，勇敢而有智慧地沖破不合時宜的思想上、制度上的框框，實乃當前深化高考改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深化高考改革的兩個要點

當前如何深化高考改革呢？我以為有兩大要點：

第一，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將高等教育分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兩大體系，同時相應設立兩類不同的國家統一高考。

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養通用型應用人才和研究型、學術型人才，在知識結構上既要懂是什么，更要較深入地懂得為什么；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主要培養崗位型、技能型、操作型人才，在知識結構上主要懂得如何去做，更注重技術操作能力。兩大高教體系培養的是社會都需要的兩類不同的人才，也符合青少年不同稟賦、愛好和人生旨趣的實際。應當看到，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培養大批適應現代生產、現代服務、現代管理所需要的高素質、高水準的勞動力大軍，是現階段高等教育為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振興更為迫切的主要任務。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所謂大眾化高等教育，主要體現在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穩定、健康、持續的大規模發展上。

然而對于這樣兩類不同人才的培養，我們卻依然沿襲幾十年一貫制的精英教育時期的一個高等教育體系、一種高考選拔制度，把本來是兩類不同人才的培養生生地劃分為高、低兩個層次的人才培養；統一的國家高考成績竟然被劃分成“一本線、二本線、三本線、高專高職線”4個分數段，隨之，高等學校被制度性地劃分成了四等，高職是最末一等。如此高考，不但制度性地公開制造了一個低水準的本科教育體系，還嚴重壓抑了高職院校和高職學生的榮譽感、自豪感、積極性和創造性。這與國家大力發展現代職業技術教育的大政方針顯然是不合拍的。因此，分設兩個高教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這樣的改革，將是國家基本教育制度的重大變革和創新，而隨同分立的兩個國家統考也一定是目前國家高考制度的重大變革和創新。如果考慮到目前我國職業技術院校學生基本上都來自于普通百姓家庭這一現實，實施這樣的改革，對于“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實在是又多了一層意義。附帶說一句，在具體方案設計時，這兩類高等教育體系之間應當構建“立交橋”，以適應人才成長和社會需求變動的需要。

第二，新的高考改革必須體現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確立高等學校依法自主招生的本位。如前所述，多年來基本上是在操作層面上做文章的高考改革，極少體現高教法賦予高校的招生自主權。不僅如此，這些年來政府有關機構職權上的實際強化與從高分到低分的計算機網上錄取相結合，徹底剝奪了高等學校與生俱來的招生自主權（現在只有很少部分高校可以進行很小比例的“自主招生”，可以看成是個例外），這難道可以認為是一種進步嗎？

從我國國情、教育規律和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要求出發，這方面的高考改革思路可以歸納為三句話：普、職兩大體系的國家統一高考是門檻，學校依法自主招生、考生依規自由選報是本位，政府指導與監督是保障。依前所述，國家統一舉辦兩種類型的高考，根據招生計劃和高校培養要求分別劃定進入研究型大學、普通本科大學、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的最低“門檻線”；凡入“線”的考生可以依照國家頒布的招生學校名錄自主選報學校（應當指出，這三類不同學校的區分并不是高低貴賤的區分，而是人才培養類型不同的區分；這三類學校都應當有中國一流、世界一流之列者）；學校則根據統考成績、高中學業和自主決定的面試（非必需，高校自定）綜合裁量，自主決定錄取，按國家規定發放錄取通知書。這一思路的可操作性是顯而易見的，但相對于現行國家統考制度則是一種帶有根本性的變革，需要進行精細化的、嚴謹的操作方案設計，研究解決好個中可能產生的新的具體問題，如同一個考生有可能被不同學校同時錄取。

古人說：“于安思危，于始思終，于邇思備，于遠思近。”只要兢兢業業去做，高考制度的上述根本性變革不會帶來不可化解的風險，現存的若干具體矛盾、難題和困境，也就會自動化解，從而有助于開創我國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的新局面。（作者紀寶成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