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學校每年約30億元的總支出相比，社會捐贈資金還只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但最重要的是社會效益非常好，讓大家都關心教育。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祁和忠、張瑜，特約撰稿舒泰峰| 北京報道
高等教育是一項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事業。
在美國，哈佛、耶魯等高校之所以成為全美甚至全球頂級名校，與其擁有優質的校友與強大的資金實力密不可分。截至2011年底，哈佛大學以其約320億美元的巨額捐贈基金排名全球第一，耶魯大學則緊隨其后，以約194億美元的捐贈基金排名第二。
擁有充沛的資金，才可加大對科研的投入，可以優厚的薪資聘請到全球頂級師資，并可以改善各種教學條件，并為學生的就學及社會活動提供更多的資助。這是每一所大學夢寐以求的。耶魯大學基金年報顯示，2011至2012財年耶魯大學基金支出了9.92億美元給耶魯大學，約占耶魯大學年度預算的37%。
在中國高校追趕世界一流的過程中，如何廣泛吸引社會資金參與教育事業的發展，已成為各大高校負責人所面臨的一項緊迫課題。
成立于2004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基金會已募得了數億元社會捐贈。與美國相比，數字上的差距仍很大。
然而，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兼校基金會理事長程天權并不認同這種簡單的比較。
“中國的改革開放才30多年，很多人從幾十塊錢的工資開始，實業家、金融家大多處于第一代，仍處于資本積累階段，需要擴大再生產，發展事業，因此，雖然有這樣的心愿，但不見得有相應的能力。他相信，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捐贈的人會越來越多。”
2012年11月20日，程天權接受《瞭望東方周刊》獨家專訪，詳細闡述了該校在吸收社會捐贈方面的探索。
無論多寡，我們都歡迎
《瞭望東方周刊》：目前中國高校在社會捐贈方面處于一個怎樣的狀態？
程天權：高校的教育經費是一個組合經費，教育部直屬的學校主要由中央政府撥款，地方學校主要由地方政府撥款，民營學校主要由社會力量撥款。
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單純由政府撥款已難以滿足教育事業對經費的需求。在這些年的改革中，學生家庭所繳納的一部分學費只占整個高校教育成本約1/5，是一小部分。
實際上，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所以需要學生支付一部分學費。此外，高校也會有自己經營的一些校產如出版社、律師事務所等，它們的贏利也會交給學校來負責支出。
近幾年來，來自于社會捐贈的資金越來越多。中國自古就有捐資辦學的良好傳統，鄉紳捐資辦私塾是普遍的現象。在近代和現代，實業家、銀行家出資辦學的例子也很多。在海外，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每年都有大量的社會捐贈資金。
對于社會捐贈，無論多寡，我們都歡迎。
人民大學世紀館中的椅子，每把600元，都由人大的師生捐贈，減少了國家的支出。也有一些同學，拿出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用于義賣，義賣所得都捐給學校基金會。我們也有一些老師，去世之后把自己的房子捐給了學校。這都是個人行為。
近幾年一些企業家校友也開始捐贈較大數目的資金給學校。例如2010年步步高董事長段永平與夫人劉昕捐了3000萬美元善款給母校，其中1550萬美元用于設立等額配比基金，1000萬美元設立心平自立貸學金、心平留學貸學金，400萬美元捐助新圖書館建設，50萬美元捐助人大新聞學院設立“攝影和視覺傳播研究發展基金”。前不久，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個人為學校捐贈了2億元人民幣，這是國內高校單筆金額最高的捐款。引起較大社會反響。
作為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讀于人大的校友，裘國根來自于一個貧寒家庭，深感自己上大學很不容易，希望年輕人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事業剛起步時，他就開始考慮向母校捐贈這件事情。在創業過程中，他曾兩次捐贈100萬元。在學校75周年之際，校內有很多舊危房需要修繕改造，還要建設一些師生交流的公共場地。裘根國所捐贈的2億元中，有一部分就用于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其余部分則細水長流，用于一些重點學科的建設。
裘國根有這樣的想法，得益于多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事業很成功，具備捐資的條件；二是重陽投資的核心決策層有多位人大的校友，人同此心；三是錢要用在刀刃上。
《瞭望東方周刊》：這些資金的用途主要有哪些？
程天權：這些捐款都是用來支持學校事業發展、促進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的。
例如我們在學校的基金會下成立了一支關愛教師基金，不是用于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有一些老教師，為教育事業奉獻了一輩子，退休早，工資低，到了晚年疾病纏身，我們就從社會捐贈資金中拿出一部分給予他們幫助，雖然數量不大，但可救急。
還有一些優秀學生，需要外出做社會調查，到海外做學術交流活動，通常情況下都會自己出一部分，學校從公款中補助一部分，但仍然有很大缺口，我們就用社會捐贈資金來彌補這些缺口。
再比如，現在學校的教師工資都是按國家規定的標準，用這樣的標準吸引海外優秀人才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與國際市場的人才價格相差很大。那怎么辦呢？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原有體制之外的體制，即在捐贈者理解和同意的情況下，把部分捐贈資金用于支付引進人才的薪酬。
高校資金不夠用的問題一直存在
《瞭望東方周刊》：高校的資金缺口主要在哪些方面？
程天權：高校資金不夠用的問題一直存在。
我們的經費嚴重不足，只能低成本運作。比如說師生比低，應多雇教師，但我們不敢雇，因為人工非常貴。現在，教師都不是國家按規定給的表面那點工資，實際收入肯定要比工資高得多，包括各種津貼。錢從哪來呢？因此，我們不得壓縮教師隊伍。
再比如說，每個學生要占一分地，這是有科學規律的。4個學生一間屋，包括公用面積，共20平方米，平均每人要占5平方米。除學生宿舍外，還有教室、圖書館、食堂等，也需要5平方米，這樣一個學生就需要10平方米房子。這對高校是個巨大的負擔。以人大來說，我們這么大一個學校就只有一個操場。
許多高校從表面上看很好，但實際上是以教師、學生比較差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條件為代價在維持運行。
從理想的狀態看，師生之間應有交流的公共場所，去哪呢？十年前我剛來人大時，老師連辦公室和辦公桌都沒有。現在老師有辦公桌了，教授有自己的辦公室了，但仍沒有師生交流的空間。圖書館和自修室學生們還要搶位子，這其實很無奈，是因為資源不夠。
我們的學生洗澡也得限時，打一次卡只能洗8分鐘，用經濟壓力來節省資源。實際上，即使是洗個15分鐘的澡也在合理范圍內，不應算作奢侈，但我們辦不到，其背后是資源不足的問題。另外，在科研方面，我們的物理、化學實驗室條件還有待提高。
《瞭望東方周刊》：在現有高校經費來源中，社會捐贈所占的比例仍很低？
程天權：現在人大每年用于開銷的總費用約為30億元，應該說比較拮據。這其中包括教職工的工資、校舍的維修等各種開支。與學校的總費用相比，社會捐贈的資金還只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但最重要的是社會效益非常好，讓大家都關心教育。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應優先發展。只有全社會都重視了，才能達到這種效果。
一個讓高校感到無奈的現實是，在現在的撥款機制中，資金的用途較為嚴苛，買醬油的不能打醋，打醋的不能買醬油。這會造成學校總體經費緊缺、但某一用途的錢用不完還得退回去的局面。
而社會捐贈資金則靈活得多，對于經費使用的改革會產生推動作用。
《瞭望東方周刊》：在鼓勵和吸引社會捐贈方面，人大有哪些經驗？
程天權：我們學校經常辦一些籌款活動，包括校長在內的校領導都需要花費時間與精力做宣傳推廣，與企業家和社會賢達聯絡感情。
剛開始籌款時，我們也覺得很難為情，作為教授，我們本身不缺錢，也不知道該怎么開口去要錢。記得我曾經因為籌款的事請一位企業家吃飯，剛開始覺得不合適開口要錢，吃到一半時人家談興正濃又不好打斷，快吃完時剛要開口，人家嘴巴一抹，已經跑了。常常是一面跟人吃飯一面想著怎樣開口談錢。
但是現在，國家已經在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企業捐贈可計入成本，并享受減稅的優惠。教育部和財政部對于社會捐贈也有一些配套資金。為了把捐贈資金使用好，已有捐贈者創立了很好的機制。例如段永平夫婦建立的心平基金就承諾，只要學校爭取到多少捐贈資金，并且實實在在用在教育事業上，他們就做等額配比，這對學校起到了鼓勵和監督的雙重作用。
并非所有受捐機構都在貪污和中飽私囊
《瞭望東方周刊》：“郭美美事件”曾嚴重損害了慈善機構的形象，一度導致信任危機。那么人大基金會在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方面，有否創立了有效機制？
程天權：對于每一分錢捐款，我們都認真對待，嚴格按照基金會的章程管理與使用。
近六年來，基金會接受捐款數億元，用于管理的成本不到20萬元。我們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已成為北京市民政局下面極少數5A級的基金會。這是一個珍貴的榮譽，我們很珍惜。我們努力通過自己的行為，向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并非所有的富人都是壞人，也并非所有受捐機構都在貪污和中飽私囊。我們希望能逐漸做得更大，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善款的使用方面，有些捐贈者在與基金會的協議中，會訂明具體用途。這種協議一經訂立，就成為法律文本，必須嚴格執行。例如，指定用于校友會的費用，不能挪作他用。一些大額捐贈者還是基金會的理事，可以更方便地對基金的管理和使用進行監督。
有些大額捐款還設立了專門的理事會。例如，裘國根的2億元捐資就有一個理事會，其中來自于人大的有3人，來自于重陽投資的有2人。理事會對于每筆開支都要研究。
誰的錢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這么大的數字，捐款人也會監控的。親兄弟明算賬，制度比人強。理事會需要監督每筆資金的流向，評估其使用效益。
例如裘國根的第一筆資金8000萬元已到賬，主要用于校園建設。另外1.2億元將在協議簽署后三個月內付清。
捐贈資金到了人大的賬戶上，怎么實現保值增值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因此我們對裘國根的捐款有個初步的約定，針對捐贈中用于長期運營的部分，大概為1個億左右，在理事會許可的前提下，可以委托給重陽投資管理，畢竟他們是一家優秀的資產管理公司，委托管理的所有資金，連本金帶收益，都屬于人大基金會，而且重陽承諾收益率不低于5%。
在基金管理方面，我們遵循審慎和穩健的原則，主要通過銀行的短期拆借等方式進行理財。我們的原則是安全第一。有一段時間，在上證綜指處于五六千點時，很多人希望能沖進去撈一筆再出來，我堅決反對。現在大盤已跌到2000點，如果當初進去造成虧損，我們就無顏見江東父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