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任重道遠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環球財經》：目前中國已位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最大出口國。為了能夠在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維護本國正當利益，免受現行不合理國際貨幣體系的侵害，人民幣理應成為一種重要貿易結算貨幣，對人民幣國際化作出制度安排。同時，從國際環境看，現有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強烈改革要求，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歷史機遇。但美國為了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暗中重返東亞和東南亞，這勢必會影響到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道路。
陳雨露：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國家崛起、硬實力和軟實力剛柔相濟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并保持經濟持續強盛的重要支柱和國家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國際化無疑是中國21世紀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已是大勢所趨。但是，由于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根本取決于大國經濟實力對比的轉換，同時由于轉換成本的巨大，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變遷通常滯后于大國經濟實力的變遷，是一個長期、漸進、增量式變化的調整過程。例如，美元對于英鎊的貨幣替代不僅歷時近百年，而且滯后于美國對英國的經濟超越將近50年。
就目前的世界格局來看，現行以美元本位制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尚不具備發生巨變的條件。原因有三：一是美國依然具備拒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以免喪失國際貨幣壟斷權所帶來的“超額收益”，并能夠通過尋求在實踐當中小修小補來維持現行的體系；二是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歷史表明，各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使用具有一個巨大的慣性，并不愿意看到劇烈的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三是美元走弱帶來的高儲備貨幣國家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巨大的潛在資產損失，已經成為阻礙國際貨幣體系巨變的重要因素。此外，美國采用經濟與非經濟手段對中國的遏制，同樣也會對人民幣國際化乃至國際貨幣體系的轉換與替代形成阻礙。不難看出，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必將是一個“霸權守成”與“力量新興”相互角力的漫長過程。
人民幣的和平崛起之路
《環球財經》：當現代信用貨幣身兼本國制度貨幣和國際貨幣雙重職責時，不可避免地要面對“特里芬難題”。于是，自從進入牙買加時代以來， 國際貨幣體系始終遵循著多元國際儲備的發展道路。人民幣在其中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那么，目前人民幣國際化走到了哪個階段？總的階段性規劃又是怎樣的？
陳雨露：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課題組撰寫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2》當中，我們認為2011年是人民幣國際化元年，從此開始到人民幣國際化的初步實現至少需要一個30年的長周期。具體而言，就是要在未來的30年當中實現兩個“三步走”。第一個“三步走”是在使用范圍上，即第一個十年是“周邊化”，完成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使用；第二個十年是“區域化”，完成人民幣在整個亞洲地區的使用；第三個十年是“國際化”，人民幣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關鍵貨幣。第二個“三步走”是在貨幣職能上，即第一個十年實現“貿易結算化”，人民幣在貿易結算當中充當國際結算貨幣；第二個十年實現“金融投資化”，人民幣在國際投資領域中作為投資貨幣；第三個十年實現“國際儲備化”，人民幣成為國際最重要的儲備貨幣。
目前，我們正處在“周邊化”和“貿易結算化”為主的階段，這個判斷也成為各方共識。
我們詳細測算了2010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的季度變動趨勢，并與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主要貨幣的國際化指數進行對比，結果發現：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從2010年初的0.02迅猛增長到2011年底的0.45，增長了21.5倍，即使如此，與高達54.18的美元國際化指數相比，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還非常低。
我們預計，到2030年至2040年之間，人民幣國際化指數由現在的0.45上升到不低于20，從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由現行的美元為主，歐元、英鎊和日元等共同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主多元”的格局，轉化成為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元制衡”的新格局。這一格局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不受制于“特里芬難題”。
《環球財經》：您剛才也提到，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貨幣發行國經濟實力的較量。經濟實力強的國家所發行的貨幣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那么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情況與人民幣國際化是怎樣的關系？
陳雨露：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石來自于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來自于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對于目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克服房地產經濟的困境和世界經濟不確定所導致的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巨大矛盾之外，我們應該從更為長期的歷史視角去準確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向。
從1782年至今，世界經濟經歷的五個長周期平均歷時45年，最長的63年，最短的是剛剛過去的第五個長周期歷時16年。在此過程當中，英國主要抓住了第一和第二個長周期，從而實現了科技創新，工業革命和管理革命。美國和日本則分別抓住了第三、第五個長周期和第四個長周期實現了經濟崛起。
特別是在美國抓住的第三個長周期(1890到1920年的美國“進步時代”)當中，美國社會精英和草根民眾眾志成城、上下一心完成兩件大事：一是奠定了以自由觀為核心的美國核心價值體系；第二，在此基礎上構筑了以科技、金融和法制為三大支柱的國家發展模式。對于中國而言，我們應該借鑒美國“進步時代”的做法，全國人民眾志成城，牢牢抓住未來的第六和第七個長周期，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具有活力的現代國家發展模式，從而為人民幣崛起奠定重要的經濟和價值基石。
中國崛起需要新外交
《環球財經》：第一個十年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至關重要，但我們注意到，目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關系越來越復雜，這會不會給人民幣“周邊化”帶來阻礙。中國又該采用何種外交策略應對？
陳雨露：在第一個十年當中，我們應當致力于人民幣的“周邊化”。然而，現在周邊復雜的政治形勢，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很多非經濟層面的阻礙，但是這也僅僅是一定程度上的延緩而非逆轉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例如，日元和人民幣實行直接交易之后，實際上是雙贏的，雖然中日關系現在如此緊張，但雙邊貨幣合作并沒有停，由于經濟的相互高度依賴，大家都應該考慮避免在經濟上產生更大的成本。
從周邊矛盾的實質來看，其主要問題還是源自于美國極不合時宜的亞洲戰略和政策。在中國崛起過程當中，我們一定要在中美之間尋求一種既有合作又有斗爭的新外交格局。此外，我們還要通過繼續實施“走出去”戰略并在策略上進行調整的方式，將更多的關注投向發展中國家(東南亞、中亞、西亞、東北亞、非洲和拉美等)，充分利用中國與所在國相互間的比較優勢，尋求建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合作模式。
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忽視軟實力
《環球財經》：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當中，很多時候還要依靠軟實力。目前，中國互聯網行業中有很多主要傳媒平臺被外資控股，我們國家的對手利用互聯網廣泛迅速的特點宣傳一種預期，那就是中國經濟要垮了，這種預期殺傷力非常巨大。
陳雨露：目前，西方國家利用互聯網和新媒體，有意識地夸大中國的負面新聞，樹立中國的負面形象，這不利于中國國際威望的樹立，會對中國的軟實力建設形成挑戰。
事實上，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在于要同時開創三個奇跡：一是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實現連續四個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必須努力實現；二是上世紀70年代新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化以來，出現了若干次的泡沫經濟，還沒有一個國家是不通過經濟和金融危機的調整來重新實現增長。現在中國的泡沫已經形成，但是我們必須實現軟著陸，不能通過金融危機調整，因為一旦陷入經濟金融危機，極大可能會中斷國家崛起的進程；第三，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還沒有一個國家經濟崛起之后不對外進行軍事擴張，而中國現在要做第一個“國強不霸”的國家，難度在于如何讓世界充分相信。
盡管西方國家企圖在輿論上營造一種崩潰預期，但現在世界上還存在一個強大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中國代表著未來。中國的經濟總量未來將超過美國，主要還要看是靠什么超越的，如果還是依靠目前的傳統的比較優勢，那這種趕超就很不穩固，并不值得喝彩；如果經濟總量趕超美國的同時，并行著重大的革命性的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和管理創新，那就非常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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