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簡歷????王利明，男，1960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沔城縣，1981年12月本科畢業于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同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攻讀碩士學位。1990年6月，他成為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王利明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書記兼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第九、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
主題描述
新中國建立以后，曾幾次進行民法典的制定工作。1986年的民法通則是我國第一部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的基本法律。它是我國民事立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998年1月13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王漢斌，和民法學者王家福、江平、王勝明、王保樹、梁慧星、王利明一致認為起草民法典的條件已經具備。王漢斌決定立即恢復民法典起草編纂工作，并委托王家福等九人組成民法起草研究工作小組，負責研究起草編纂民法典草案。由有關專家學者牽頭起草的民法典專家建議稿首次審議后，立法機關決定對民法典采取分階段、分步驟制定的方式，而首先制定的是物權法。王利明親身參與其中，經歷并見證了對草案一次次審議和修改的過程——
在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數次審議后，2005年7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全文公布，征求意見。這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見范圍之廣泛、規模之大、歷時之長是我國立法史上少有的。2006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對物權法進行了審議。
2007年3月16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物權法。這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個大事，是我國分階段、分步驟編纂民法典的一個重要成果。
侵權責任法是在民法通則的基礎上形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委托王利明牽頭起草侵權責任編。1998年，由王利明牽頭起草的侵權行為法編草案完稿。該草案完成后正式提交法工委，作為立法的參考。
2002年12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開始審議民法草案，第八編就是“侵權責任法”。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侵權責任法，該法已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回顧十多年來我國民法走過的歷程，不僅制定了物權法、侵權責任法這樣的基礎性重要性的基本民事法律制度，而且，十年來，我國民法體系日益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法典編纂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法制網記者??? 于吶洋撰寫/整理
口述實錄
我國需要制定一部民法典，這是幾代民法學人的夢想和追求！
合同法：應將鼓勵交易作為基本原則?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合同顯得日益重要，究竟什么是合同？合同的概念應該怎樣定義？
在合同法起草過程中，關于合同的概念，曾經發生較大爭議。當時，我發表了自己關于合同概念的觀點，并撰寫了論文，最終合同法第二條采納了我關于合同概念的觀點，也就是“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
除此之外，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合同法中，還采納了我的一些立法建議。
我主張，應當將鼓勵交易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并被合同法所采納。由于之前的合同法對于無效合同的范圍規定過寬，法官在實踐中經常將一些本不應當作為無效合同處理的案件也當做無效合同對待，這既不能尊重當事人的意志，也不利于鼓勵交易。因此，我建議，在合同法中應當縮小無效合同的范圍，該建議為合同法所采納。
物權法：規定物權法定平等保護原則
隨著住宅小區的增多，車庫、車位歸誰所有的問題已成為老百姓關注的焦點，這個焦點問題曾經困擾著很多小區居民，直到物權法出臺后，有了明確規定：建筑區劃內，規劃用于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應當首先滿足業主的需要。
在物權法立法期間，我提出，建筑物區分所有權，這是由專有部分所有權與共有部分所有權共同組合而成的一種“復合物權”。物權法為了強化對公民的私有財產的保護，專門在第二編所有權中設置第六章，規定了業主的建筑物區分所有權。另外，我認為，在建筑物區分所有權中應當體現業主自治的精神，允許業主通過管理物業調整雙方的關系，明確業主大會對物業公司享有聘任權。這一觀點體現在物權法第六章之中。
2007年3月通過的物權法，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個大事，在物權法立法期間，我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學術觀點多次被立法機關采納。
由于在我國市場經濟的要求下，平等保護一切市場主體，已經成為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之一。所以，在物權法立法期間，我提出平等保護原則。我認為，所謂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是指物權的主體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權和其他物權在受到侵害以后，應當受到物權法的平等保護。是否應當區別規定各類所有權并進行平等保護，個別學者仍有不同意見。最終，物權法堅持了平等保護原則，既體現了物權法反映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也使物權法充分體現了我國基本國情，不僅堅持了正確的立法方向，而且也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這一原則體現在物權法第四條。
過去，查詢房地產登記簿往往被人為設置障礙，造成獲得房屋權屬信息的不公開，以至使有的不良開發商出售沒有法定權屬的房屋，坑害消費者。所以，在物權法立法期間，我認為，物權公示原則是物權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我提出，公示原則是指將物權設立、移轉的事實通過一定的公示方法向社會公開，從而使第三人知道物權變動的情況。由于任何當事人設立、移轉物權，都會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物權的設立、移轉必須公開、透明，以利于保護第三人的利益，維護交易的安全和秩序。該原則體現在物權法第六條，具體的制度設計則較多體現在物權法第二章。
我一直主張應當區分物權效力和合同效力，并將其作為一個明確的規則在法律上寫下來。但是直到物權法草案的最后一稿，對是否采納區分仍然存在爭議。當時我在會上極力堅持，認為這種區分不僅是對物權法理論的建構，而且對司法實踐中處理物權爭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國擔保法正是沒有作出此種區分，混淆了抵押中物權的效力和合同的效力，實際上，抵押沒有辦理登記只是影響到抵押權作為物權設立的效力，而不應當影響到抵押合同的效力。抵押人因違反合同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仍然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后來，正式通過的物權法采納了我的建議，規定了區分原則。物權法第十五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
侵權責任法：懲罰性賠償等建議被采納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車已經走進普通家庭，但是近年來，有些大品牌的汽車召回事件頻繁發生，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召回事件每次解決的都不盡如人意，怎樣在產品責任中建立產品召回制度？
汽車召回只是個案，我在起草侵權行為法草案期間，認為召回僅僅是指產品的生產者將存在缺陷的產品予以收回，進行退貨、換貨或者修理。至于向消費者予以提示、補充或修正消費說明等屬于警示義務的范疇，而生產者將收回的貨物予以銷毀，屬于生產者采取的其他補救措施，不屬于召回的范疇。所以，我建議，在侵權責任法中規定產品的召回制度。確立此種義務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督促生產者、銷售者在發現缺陷以后，通過采取警示、召回等措施，避免損害的發生或擴大，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確立生產者和銷售者責任承擔的前提。因為生產者或銷售者負有警示、召回等義務。其違反該義務，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一建議被侵權責任法第四十六條所采納。
現實生活中，城市里高樓拋擲物致人傷害的事件時有發生，但是，其責任怎樣認定？
在起草侵權行為法草案期間，我提出，高樓拋擲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的最大特點就是找不到加害人，這種侵權又常常會引發對受害人嚴重的損害，所以在這種損害發生之后，從社會層面來看確實是一種不幸的事故，如果我們存在一種社會救助機制可以對這些不幸事故的受害人提供一種救濟，那么即使找不到侵害人，受害人也是可以得到適當的救助，但問題在于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福利制度還不健全，因此也無法真正建立這樣一種社會救助機制，這也就決定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需要通過侵權法來對不幸事故的受害人提供救濟。因此我建議由可能的加害人承擔侵權責任，這一觀點被侵權責任法第八十七條所采納。
在侵權責任法立法過程中，關于懲罰性賠償，是否應當加上“造成嚴重后果”，常委委員們產生了爭議。當時我提出，產品不同于食品，產品成千上萬，只要造成對健康權的損害，哪怕是輕微的，都要承擔懲罰性賠償，這就可能導致懲罰性賠償被濫用。更何況輕微的健康損害事后也很難判斷。因而，我建議立法采用“嚴重后果”進行限制，后來被侵權責任法采納。現在要求造成健康嚴重損害的，才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
關于懲罰性賠償，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采納了我們最初關于懲罰性賠償的立法建議，并作出了規定，規定懲罰性賠償，即“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我認為，就懲罰性賠償的功能而言，可以從多方面來解釋遏制功能的理性。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懲罰性賠償將給不法行為人增加一種經濟上的負擔，使其為其行為付出一定的代價，即使對那些具有足夠的財產的人，懲罰性賠償也會使其付出一定的代價，這就可以促使行為人采取較為安全的措施以防止損害的發生或者將事故發生的危險降到最低的限度。懲罰性賠償主要體現了制裁功能，而制裁主要以過錯程度為基礎。
在現代社會，如果法律沒有來得及規范，此時，強求違法性要件，就導致受害人難以受到救濟。尤其是在新型侵權行為不斷產生的今天，如果苛刻要求該侵權責任的違法性要件，就導致受害人難以得到救濟。所以，我認為，侵權責任法中不必要將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成立的要件進行規定。最終，侵權責任法第二章“責任構成和責任方式”中沒有采納違法性作為責任構成的要件。
在具體制度上，侵權責任法中吸收采納了我上述的一些學術觀點，我認為，侵權法應該從債法中分離出來，成為民法體系中獨立的一支。通過對兩大法系(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侵權行為法模式形成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其實，各個法系中侵權行為法體系的形成，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以及相關文化傳統、立法模式乃至審判方式交互作用的結果。侵權行為法是歸于債法中還是分離出來，并非基于任何天經地義的理念或價值定律，而是最終受制于并服務于侵權行為法調整侵權責任關系并對受害人提供最佳補救的目的。從這一角度出發會發現，英美法系將侵權行為法獨立出來的模式較之大陸法系侵權行為法歸于債法的模式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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