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制度文明，為經濟增長夯實戰略性支點
中國制造業規模在全世界的占比突破30%的歷史性關口，標志著中國經濟已經完成從全球制造大國向產業體系強國的基本躍升。我們應從現代化國家崛起的高度謀劃未來發展。
維持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不可能僅靠規模與慣性，必須以制度文明為根基，打造支撐現代化強國的制度體系。具體而言，中國經濟必須構建三大戰略性支點：一是加快完善法治化市場經濟體系，在產權保護、公平競爭、信用治理等領域實現機制性突破；二是在內需體系上，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增強社會保障能力、穩定消費預期，構建以中等收入群體為核心的穩定消費結構；三是在開放方面，推進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主動參與構建2.0版全球貿易規則，特別是在突破發達國家市場壁壘方面主動作為。
重塑內需結構，從收入機制到消費信心的制度變革
針對擴大內需這一現實挑戰，中國并非消費能力不足，而是制度激勵不足。當前的核心問題在于收入結構失衡、消費預期不穩與社會保障掣肘三者交織。必須通過系統性的制度改革，夯實內需驅動的基礎邏輯。
首先，應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收入分配體系。通過完善初次分配機制、強化再分配調節功能、提升三次分配效率，逐步形成“橄欖型”結構，提升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從而釋放結構性消費潛能。其次，要通過增強政策透明度與穩定性，推動消費信心回穩。這要求構建跨周期宏觀調控框架，在制度層面穩定居民對未來的可預期性。再次，要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上取得實質性突破，構建覆蓋全民、統一規范的保障網絡，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激發社會整體消費傾向。
內需驅動不僅是一個經濟命題，更是制度供給的集中檢驗。要通過確立“市場主體平等性”和“公平競爭規則”，進一步建構真正的現代市場經濟秩序，進而釋放出持續穩定的微觀行為動能。
主動參與全球規則重構，推動開放轉型升級
當前，中國經濟的全球角色正在發生從“嵌入全球”到“參與重構”的關鍵轉向。在“雙循環”背景下，中國不能僅追求出口份額的擴大，更需塑造新型開放格局。要理解中國開放的結構性邏輯，必須從“雙輪驅動”視角切入：一方面，中國必須持續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另一方面，中國也需主動爭取國際規則制定權，在世貿組織改革、數字貿易、綠色金融等領域提出中國方案。
中國應推動構建包容性更強、公平性更高的“全球貿易規則2.0版本”，尤其要在中美經貿互動中，探索互利共贏的新型規則模式，打破貿易碎片化趨勢。在市場拓展方面，也要在保持發展中國家合作基礎上，加快進入發達經濟體核心市場，構建穩定、長期、多元的外部需求結構。
真正有韌性的開放，不在于被動接受規則，而在于制度能力、話語能力與戰略布局三位一體的塑造。這是中國經濟全球影響力躍升的必要前提。
金融將從傳統的“融資中介”躍升為“資源配置樞紐”與“制度文明推進器”
金融不僅是資源配置機制，更是一種制度文明的體現。從歷史邏輯看，金融系統的成熟程度常常決定一個國家市場體系的運行效率、財富分布結構以及治理制度的透明度與契約性。
可以從四個維度理解金融的現代價值體系：第一，作為基礎制度，金融通過價值尺度、支付媒介、清算手段構建市場運行的技術基礎；第二，作為配置機制，金融通過風險定價與資金流動引導資源高效配置，為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提供資本支撐；第三，作為財富管理系統，金融必須服務于人民群眾財富安全與收益需求，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提升財富流動性與儲蓄轉換效率；第四，作為文明載體，金融制度推動了社會透明度、規則意識與契約精神的廣泛確立，在較大程度上引導現代法治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當前中國正處于“雙重脫媒”階段——市場化脫媒帶來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信息化脫媒推動支付體系變革，重構金融基礎設施，推動平臺金融、智能投顧等新業態快速發展。這一金融結構的歷史性嬗變，意味著金融將從傳統的“融資中介”躍升為“資源配置樞紐”與“制度文明推進器”。
以制度為本，以文明為向，中國經濟走向新階段
中國經濟的下一階段增長不僅取決于要素投入和政策調節，更取決于制度體系的系統演進與社會價值觀的理性重建。金融不應被視為經濟的“原罪地帶”，而應成為市場公平、公信體系與現代文明的基礎設施。經濟學人應當承擔起制度創新的責任與文明闡釋的使命，摒棄“厭金融”“反市場”的偏見，以學術專業性與政策引導力共同參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
隨著各項改革不斷向深處推進，中國經濟將在制度成熟與文明共識的雙重驅動下，邁向新階段。
（作者吳曉求，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家一級教授。原文刊載于《北京日報》2025年6月16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