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我們需要振興的是什么？難道不是鄉村嗎？或者，農業？農民？
閉上眼睛想象一下，你腦海中的理想鄉村是何種模樣？是秀美山川、良田碩果，還是熱鬧集市？這是容易想到的場景。可是，如果我們面對的鄉村正好是一片沙漠呢？這該怎么振興呢？可以振興成我們理想的樣子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一個關鍵條件——這片沙漠里是否有人居住或者謀生？如果沒有，我們大抵不需要振興一片無人區,而是要管理生態,提醒旅人無人區之險。
如果有，我們應該如何振興這片沙漠？在氣候惡劣、險象環生的大漠里，我們最先想到的,顯然不會是鋪路架橋，而是這大漠里的人。這里有多少人？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如何讓這里的人日子過得更好一點。
這個例子雖然特殊, 卻可以幫助我們來思考鄉村振興的本質。
那如果換一個環境呢？在一個農業、工業、服務業都發展得普普通通的縣城，鄉村振興要從何做起？最終要實現的目標是什么？是高標準農田的數量，是寬敞干凈的街道，還是亮眼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這里指地區生產總值）？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么需要高標準農田？為什么需要寬敞干凈的街道？為什么需要GDP增長？當我們繼續追問下去,會發現發展經濟、壯大產業都不是目的，而是讓鄉村里的人過得更好的手段。
所以，鄉村振興，需要振興的是人。用最樸實的話來表達就是：鄉村振興，是要讓在鄉村居住或者謀生的人過得好。這同樣也是發展的本質。
無論是農業要變強，還是鄉村要產業振興、生態振興，都是為了讓人過得好。
問題又來了，什么叫“過得好”？
我們常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個人過得好不好，他人似乎不適合來評價，這個問題顯得很難回答。
不過，發展的難題很多，致力于研究和推動發展的學者和國際組織也不少。下面談到的兩個度量體系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他人如何“知冷暖”的問題：一個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另一個是《世界幸福報告》所采用的基于坎特里爾階梯指數的生活評價和情緒評估。討論這兩個指數并不是為了研究其中的技術細節，而是為了從中獲得對于鄉村發展的啟示。
一是獲得健康而長壽的生命、知識以及達到體面的生活水平。
人類發展指數的三個維度為我們生動地描述了“過得好”的努力方向。人類發展指數由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指數和國民收入指數綜合而成，分別代表“健康而長壽的生命”“知識”“體面的生活水平”。這啟發我們如何才能過得好。
首先要活著，活得健康、長壽，這樣“過得好”的總量才會更大；其次要有本領，擁有“過得好”的人力資本，或者說創造好生活的潛力，如此才能持續地實現自我發展；最后，通過經濟環境、社會體系與個人條件的綜合作用，達到體面的生活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力資本理論中，不僅僅知識、能力被視為人力資本，健康長壽也是人力資本的基本內涵。所以，構建人力資本是“過得好”的關鍵之一。而另一個關鍵則是讓人力資本有發揮作用、創造價值的機會和環境。
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過去幾十年來，城市不僅有數量更多、收入更高的工作機會，也有更好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條件。從鄉村到城市的遷徙，既是鄉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匹配生產條件的重要途徑，也是他們寄希望于提升自身和后代人力資本的道路。體現在數據上是我國鄉村人口占比從1960年的84%下降到2024年的33%。
所以，將鄉村振興放到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審視，我們需要認識到，鄉村的人力資本不會停止尋找發揮作用、創造價值、獲得提升的機會和環境。任何縣城、鄉鎮、村莊想要留住和保持人力資本，最基本的是需要提供人力資本能夠發揮作用的生產環境，生產效率和人力資本收益要向減少人力流失的方向發展，并且形成相對體面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條件。
二是探索幸福快樂的種種源泉。
如果說人類發展指數代表了“過得好”的“大方向”，那么《世界幸福報告》采用的生活評價、積極和消極情緒評估則是進一步深入主觀層面，代表著人們對自我生活狀況的錨定。雖然這種評價看似充滿了“自知冷暖”的個體差異，卻與環境條件密切相關。歷年來的《世界幸福報告》通過探索不同的主題，為我們揭示了幸福快樂的種種源泉。鄉村振興既然是一個關注人過得好不好的發展議題，我們就應該及早將有助于創造幸福快樂的理念和原則融入鄉村發展的政策和舉措中。
那么，哪些因素與快樂息息相關呢？數據告訴我們，當我們遇到困難時有親戚朋友可以尋求幫助，當我們有做人生選擇的自由時，當我們關心他人、慷慨地進行捐贈時，我們會感到更快樂；而當我們認為政府或商業中充滿貪腐的時候，我們的情緒就會變得消極。
綜合來看，《世界幸福報告》近20年來的數據揭示：人們對生活的滿意感，除了需要良好的經濟條件，健康長壽的生命、人際間的互相關愛、人生選擇的自由、政府與商業的廉潔環境，以及快樂的情緒等因素也至關重要。
經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從客觀到主觀，“過得好”是有跡可循的。所以，回到一個常見問題上：鄉村振興可否直接從發展經濟、發展產業入手呢？答案或許是：可以，也不可以。
發展經濟、壯大產業是必要的，但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制定經濟目標，即明確“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需要將對鄉村居民“過得好”的理解，切實轉化成鄉村發展的政策與行動。
（作者貝多廣，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原文刊載于《北京日報》2025年6月13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