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至25日，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近代英國倫理學學術研討暨《啟蒙倫理與古典功利主義》新書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圍繞近代英國啟蒙倫理、休謨道德學說、當代倫理學界對功利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以及對商業社會的批判等主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商業社會與當代經濟學的批判
商業社會以商品交換、資本流動和市場機制為核心組織方式，在近代歐洲逐步發展成熟。清華大學蔣益通過從亞當·斯密到黑格爾的思想史脈絡，揭示了商業社會形成機制從“自然欲望”向“需要體系”的范式轉換。黑格爾的突破在于將勞動確立為理性中介：市民社會的“需要體系”不再依賴自然欲望，而是通過勞動將動物性欲望轉化為具有普遍規范性的社會需求。這種勞動中介論既吸收斯密歷史維度（分工推動文明進程），又超越其經驗局限。那么商業社會的幸?；谑裁矗?
上海財經大學周冏論述了商業社會中的幸福問題。她從馬克思關于勞動與異化的理論入手，回溯了亞當·斯密的商業社會理論。斯密商業社會的核心是以“自利—交換”和“多余的勞動生產物”為表現的普遍化交換，這樣的交換源于人類為了維系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長期合作。因此，斯密希望基于自利的勞動分工理論，構建一種“勞動—財富”的幸福路徑，即將勞動創造財富作為商業社會的幸?；A。由于勞動所得的分配差異，斯密并不認為商業社會是平等社會，商人或資本家的財富積累具有正當性。對此，斯密指出商業社會的幸福仍然需要美德，美德能夠贏得贊賞和肯定，這樣人就可以追求自我提高，人在追求財富的積累中，就能夠自我克制，不至于迷失在對物質財富過度的追求。上海財經大學梁捷闡述了19世紀末，經濟學脫離道德哲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現象，這種學科的專業化導致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間聯系的逐漸淡化，暴露出經濟學背后道德缺失的問題。他強調重審功利主義倫理學與政治經濟學之間聯系的必要性，這能夠為全面理解密爾思想提供可行路徑，理解其著作的關聯性與一致性。他指出，回顧19世紀世界道德科學與實踐科學的構想，以激發更多關于經濟學、功利主義和道德哲學間關系的討論。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袁芳則探討了馬克思對商業社會的批判。她以“馬克思對商業社會的批判”為主題，系統梳理了從馬克思早期思想到蘇聯實踐的理論演變與現實反思。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批判了市民社會的虛幻性，認為商業社會以“自由交換”為名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關系。進而，她分析了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的構想，強調“計劃”作為應對資本主義商業危機的關鍵機制。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則重新認識了商業關系的角色，將其視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的“中間環節”。袁芳認為，“利用資本與超越資本”這一雙重路徑，正視市場機制在調節資源配置與滿足社會需要中的積極作用。
功利主義批判與美德倫理
功利主義對"幸福最大化"的以及可操作的道德框架，在公共決策中影響深遠，但其“大多數人的幸?！薄袄孀畲蠡睒藴室裁媾R諸多哲學挑戰?，F代倫理學中，它常與義務論、美德倫理學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中國人民大學龔群從J. J. C. 斯瑪特與伯納德·威廉斯關于功利主義的爭論入手，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果主義在西方倫理學界所呈現出多樣化的修正路徑，這些路徑形成了一股理論“浪潮”。威廉斯借由功利主義的苛刻要求對個人完整性的侵犯，以及功利主義對行為者的諸多不正當要求，批判了當時流行的功利主義理論。如今，功利主義理論已呈現分化：一方面，阿瑪蒂亞·森主張純粹的功利主義；另一方面，包括斯瑪特在內的學者提出的修正版本，即追求總體效用的溫和版本，以及“行為者復雜特權”的版本。上海財經大學方紅慶從威廉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入手，討論了如何改進功利主義理論。他指出，威廉斯是在和那些與我們生活在同一個道德世界的群體討論道德問題，在這樣的群體內，諸項道德原則或倫理規約被保留，這些原則和規約可以被用來改善功利主義對行為者人格或個人完整性。由此，方紅慶提出一種有德性的功利主義，這種版本解決了過去功利主義學說的過度還原傾向，能夠更好地兼容于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道德世界。中國人民大學聶敏里指出，諾齊克將政治自由主義建立在權利原則基礎上；羅爾斯則建立在寬容原則基礎上。他認為，寬容原則將導致諸多問題，聶敏里以康德的普遍法則公式為試金石，論述了政治自由主義的前提和基礎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正是這個前提和基礎構成了政治自由主義的原則底線，它的首要原則和價值判斷的根本依據，而其他的原則都是次級原則，建立在那個首要原則基礎上，并最終受到那個首要原則的限制和規定。上海財經大學徐大建闡述了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評，認為功利主義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核心標準，強調社會總福利的增長，正義的常識性準則和個人自然權利的概念從屬于社會利益；正義論則主張正義的常識性準則和個人自然權利的不可侵犯性才是道德的根本，優先于社會總福利。他指出，為了消除有關目的論和義務論的這些道德類型問題的困惑，關鍵在于區分不同類型的“善”與“正當”。
盧梭在《納爾西斯序言》中提出的“順勢療法”揭示了現代性困境的獨特解決路徑，即當科學藝術等文明成果侵蝕道德后，仍需借其構建“美德假象”來遏制社會崩潰，即以病癥本身為解藥。
上海師范大學王艷秀探討了盧梭“順勢療法”與亞當·斯密理論的內在關聯。亞當·斯密的理論體系雖未直接引用該概念，卻通過三重反向演繹實踐了這一邏輯內核。斯密對商業社會的功能性重構，是對盧梭“順勢療法”的方法論的延展，認為可以借社會自身滋生的矛盾要素（如虛榮、制度、假象）構建動態平衡，以此修復現代性裂痕。杭州市委黨校陳翱討論了是否應當將博弈論置于社會契約的制定當中的問題。羅爾斯反對這樣的應用，因為，第一“無知之幕”下并不具有必要的信息；第二博弈論所需要的特定信息在道義上難以令人接受；第三，正義原則應當在理想原則下達成，而不是摻入對各種偶然因素的考量；第四，博弈論所需的一系列實操有害于差別原則的實踐簡明性。另外，對于最不利者的關照，也不允許博弈論的應用。對此，賓默爾基于“扮演”的觀點，認為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實際上會導致無限期的重復博弈。賓默爾和羅爾斯對于契約論的理解是兩種進路，賓默爾對羅爾斯的反駁的效力仍有待考究。華僑大學楊昊指出，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方法論的缺陷。羅爾斯強調個體不可替代的道德地位，反對功利主義允許犧牲少數人利益的整體最優邏輯，并主張正義應優先于善。進而他分析了“有限功利原則”試圖通過規則和權利約束修正功利主義的努力。華南師范大學付文博圍繞美德倫理學的道德類型學問題展開批判性討論，指出當前關于美德倫理學與義務論、后果論的分類方式在理論上未能有效確立其獨立地位。他認為，盡管學界通過區分美德理論與美德倫理學回應了努斯鮑姆的質疑，但所構建的類型學仍停留在觀念層面，缺乏現實效力。隋少杰借助文學表達對個體的關懷，討論了當代道德哲學理論對日常生活的忽視問題。她認為應將文學文本視為哲學反思的重要資源，以彌補規范倫理在處理具體個體境遇時的盲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