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紀初提出精神分析理論時，來自醫學界的質疑聲此起彼伏，但文學界卻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思想光芒。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位著名心理學家在建構理論的過程中，也始終與文學經典保持著隱秘而深刻的互動與對話。

身為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的弗洛伊德自幼便對文學懷有濃厚的興趣。他通曉德語、英語、法語、希臘語等多門語言，在中學時代便醉心于閱讀原版的世界名著。直到去世前，他的病榻旁仍然放著一本法文版《驢皮記》。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學書籍，其中含有大量對文學作品的引用、分析和評論。這些文學元素不僅讓他的論述顯得更為生動，也為精神分析奠定了獨特的文化內涵。

在現存的三千余種弗洛伊德藏書中，隸屬文學、藝術、哲學等人文學科門類的書籍大約占三分之一。其中既有深受弗洛伊德喜愛的莎士比亞、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文豪的著作全集，也有羅曼·羅蘭、易卜生、左拉、托馬斯·曼、茨威格等同時代作家的作品珍本。幾乎所有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引用過的文學作品都能在他的藏書中被找到，許多書中都留存有明顯的閱讀痕跡和詳細的評注。除原著外，弗洛伊德的藏書還包括不少作家的傳記。聯系作家生平進行文本細讀，也成為精神分析理論闡釋文學作品的基本范式。

弗洛伊德既有獨特的文學閱讀品位，也有兼容并蓄的閱讀實踐。作為一位接受十九世紀歐洲人文主義教育的傳統學者，他不僅廣泛閱讀萊辛、歌德、席勒、海涅等德語作家的作品，也對其他歐洲國家的文學經典多有涉獵。一方面，他對經典文學和高雅文學情有獨鐘，能夠信手拈來地背誦《浮士德》《哈姆雷特》等書中的精彩名句，也對作家筆下的人物有著強烈的喜愛與認同。另一方面，他還通覽許多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并與他們保持通信往來，同時也對通俗文學有著特殊的關切。1906年11月，維也納書商胡戈·海勒致信邀請弗洛伊德為其名下的書店推薦十本世界文學佳作。在回信中，弗洛伊德既列舉出《麥克白》《失樂園》等經典名著，也提到《叢林奇譚》這類膾炙人口的通俗作品。

在閱讀各類文學作品的過程中，弗洛伊德驚奇地發現作家群體對人類心理具有獨到的認識，甚至能在許多問題上與他產生共鳴或是給他帶來啟發。他將作家比作“魔術師”，羨慕他們僅憑直覺就能輕而易舉地洞悉人類心理，也借此感慨精神分析師往往需要艱苦卓絕的努力才能得出相近的結論。他認為作家“有著科學所尚未能觸及的神秘靈感來源”，所以才能對心理學具備遠勝常人的認識。而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備受其推崇的歷代作家，也無一不是擅長塑造和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大師。

也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將作家群體視作自己的良師益友。據曾到其維也納家中登門拜訪的法國劇作家萊尼·列諾曼回憶，弗洛伊德在與他談話的過程中指著身后擺有莎士比亞作品和希臘悲劇的書架，說這些都是自己的老師。他也曾稱作家是自己“珍貴的盟友”，認為他們筆下的文學案例能給精神分析理論提供必要的論據和案例支撐。例如在閱讀完德國作家威廉·詹森的暢銷小說《格拉迪沃》后，弗洛伊德驚嘆作家竟能對潛意識的作用機制和遮蔽記憶的成因具備如此深刻的認識，并當即寫信向詹森求教。在后來發表的分析文章末尾，他誠懇地寫道：“或許我們從同個地方汲取靈感，加工相同的素材；盡管各有各的方法，但一致的最終結論足以表明：我們的研究都是正確的。”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文學案例時常成為闡釋心理學原理的橋梁。例如僅在《夢的解析》中，他便提到了20余位作家的40余部作品，《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訶德》中的情節更是在其中反復出現。如此高的文學含量在其他心理學著作中并不多見。而在由其發起的周三心理學會中，弗洛伊德也經常與自己的追隨者熱烈探討文學作品。他們將虛構的文學人物當作真實人物看待，并像對患者做精神分析治療那樣分析他們的心理活動。

要想讓患者在心理治療中暢所欲言，就必須充分保護他們的隱私。在這種情況下，取材自文學作品的案例就成為絕佳的素材庫，同時也是對臨床案例的有力補充。例如，作為最受弗洛伊德喜愛的戲劇作品之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經常被其用于說理。他借哈姆雷特裝瘋賣傻的例子，強調表面越是荒唐的夢往往意義更為深遠；哈姆雷特嘲諷探子的場景，被用來說明了解一個人的內心隱秘必須采取得當的方法；哈姆雷特與心上人奧菲莉亞的愛恨情仇，則被用來解釋矛盾心理和強迫癥的起因。

如果說散見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文學案例是文學所帶給他的顯性影響，那么他精神分析的治療技法則受到文學創作手法的啟發和隱性滋潤。由于文學和心理學都以探索人的內心世界為終極目標，它們所采取的路徑也就殊途同歸。弗洛伊德經常將精神分析的治療技法喻作偵探小說的探案過程，主張精神分析實踐需要借助偵探技巧發掘心靈的隱秘。在“疏泄法”和“自由聯想法”這兩大精神分析的核心治療技法背后，都有不少文學元素的參與。

疏泄法源自弗洛伊德與心理學家約瑟夫·布羅伊爾的親密合作。它主要借助催眠等外部手段，引導患者通過述說病情來獲得心理紓解。在為女作家貝爾塔·帕彭海姆治病期間，布羅伊爾觀察到一旦患者回憶起誘因，其癥狀就會消失。基于對這段治療經歷的思考，布羅伊爾總結出了一套系統的治療方法，并用“疏泄法”為其命名。

“疏泄”一詞有著豐富的文學內涵，它是亞里士多德悲劇理論的核心概念。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提出悲劇的效果在于“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實現情感的疏泄”。他認為觀眾會在觀演過程中代入戲劇人物的角色，通過切身體會他們的悲歡離合來緩解緊張感，從而實現情感的滌蕩和內心的凈化。而疏泄法的本質也是讓患者受壓抑的情感在劇場般的再現中得到合理釋放，從而達到減輕心理壓力和緩解癥狀的目的，其作用機理與悲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隨著治療經驗的積累，弗洛伊德對疏泄法進行了改進，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由聯想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是讓患者從某個現象出發展開自由敘述，直至窮盡其回憶。聯想的起點通常是患者在自述病情時出現停頓、猶豫乃至自我否定的地方。在弗洛伊德看來，這些行為是自我審查的標志，而精神分析的目標就是要消除阻礙，讓患者直面遭到壓抑的事實，從而實現心理減壓。為此，他要求患者放下一切顧慮，不對敘述內容做任何人為干預。

這種方式與意識流的小說創作手法十分相似。患者天馬行空的聯想，對應的正是意識流小說的思維跳躍。美國敘事學家西摩·查特曼指出，“意識流書寫的特征便是自由聯想”。在意識流的文字創作中，重要的不是敘事的邏輯連貫性，而是不間斷的自由聯想和持續的語言還原。雖然在今天的文學史書寫中，二十世紀上半葉大放異彩的意識流小說經常被形容為在精神分析學說影響下出現的新式創作手法，《尤利西斯》和《墻上的斑點》等名作的確也受到弗洛伊德的啟發，但實際上意識流這種創作形式早在十九世紀歐美作家就有所實踐，并被研究者視作“個人敘事達到極致化的表現”。

弗洛伊德本人也對自由聯想法與意識流的共性存在深刻的認識。他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伯恩的一篇短文當作自由聯想法在藝術實踐領域的應用案例。在這篇名為《三天成就原創作家的秘訣》的雜文中，伯恩這樣寫道：“你們只需拿張紙，連續三天寫下想到的一切……三天后，你們將擁有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想法，并為之驚嘆不已，甚至變得不知所措。”這段話所揭示的心理學過程，其實與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法十分近似。

無獨有偶，弗洛伊德還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十八世紀的德國作家席勒。有朋友向席勒抱怨自己缺乏創造力，而席勒在回信中表示，這背后的原因是“理智給想象力強加太多束縛”。席勒將理智比作目光嚴苛的守門人，他將自己認為不合適的觀念擋在門外，而“富有創造力的人則會主動將理智從門口的崗哨撤離”。席勒的“守門人”比喻，后來也被弗洛伊德借來形容意識與潛意識的關系。不難看出，在弗洛伊德提出自由聯想法之前，作家早已有過這方面的實踐和心得。

綜上所述，弗洛伊德在不斷完善精神分析學說的同時，也在與文學保持著深度的對話。他用心理學的視角解讀文學，又用文學的智慧豐富心理學。這種跨學科的交流互鑒拓展了思想的邊界，不僅讓精神分析理論更加豐滿，也讓經典文學作品在新的語境中煥發光彩。

（作者徐胤，系中國人民大學世界文學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中心研究員，原文刊載于《光明日報》2025年5月29日13版）

原文鏈接：[光明日報]徐胤：與文學保持深度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