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為什么一些人覺得參與政治活動會對做生意有幫助?
毛壽龍:中國所謂的“官商經濟”是由雙軌制經濟體制造成的,即在資源分配過程中中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并存。而計劃經濟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傳統就是“關系”,它在雙軌制經濟中仍然十分重要,政府官員和公司經理的“個人關系”往往控制著資源的分配。作為企業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與相關的政府官員和其他公司的經理保持很好的關系,以保證能夠得到維持生產所需要的資源。
另一方面,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一度公務員“下海”經商成風。現在一些小有成就的民營企業追根溯源幾乎最開始都是由官員下海搞起來的。手中同時掌握著權力和“關系”當然比普通商人更容易成功。這是“官商經濟”形成的另一個路徑。
官商經濟在中國有著深刻的歷史傳統基礎,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工商業都和官僚體制密不可分,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代表;從小的方面來說,30多年的計劃經濟傳統,國家權力無處不在,官商根本就是一家。
《瞭望東方周刊》:那么,這背后的利益格局是什么呢?
毛壽龍:對于地方政府來講,稅收基礎是十分重要的,稅收既是當地經濟發展的一個晴雨表,也是官員政績的一個體現,所以地方政府大力扶持重要創稅企業被稱為“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
而這種制度背景給權錢交易提供了空間和機會:即官員要政績,企業要發財。當然,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助關系絕大多數是良性的,有其正當性:政府有必要扶持企業,企業發展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但我們不得不注意到,也有一些官員和企業利用了轉軌時期政策的不明晰為個人謀取利益。官員和企業之間有著一塊巨大的灰色地帶。
《瞭望東方周刊》:民企尋求政治交易的關鍵癥結是什么?
毛壽龍:關鍵癥結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企業面臨的市場缺乏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不穩定不正常的市場導致企業獲取最大利益的快捷圖徑就是走“上層路線”,找一頂保護傘。
二是和企業中介組織不發達有關系。社會發展跟不上經濟發展,特別是民營企業在遇到問題時無法依靠中介組織和政府平等對話,來為自己創造一個良好的運營環境,因此,民營企業找政府解決問題時往往不會想到為大家改變一些規則,都是個體利益最大化。
三是政府權力缺乏規范化運作,政府立法不夠。政府為市場經濟立了許多法,但政府立法滯后,為中介組織立法更遠遠不夠。
《瞭望東方周刊》:有媒體認為,中國目前缺少一個“獨立商人”階層,因此,民企不得不尋求政治身份。商人追逐權力場的內在心理是什么?
毛壽龍:這主要是一個社會發展問題。一個階層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會改變社會生態的平衡。每一階層的人都有自己的行為方式,老板有老板的方式,官員有官員的方式。可能會出現這樣一批人,賺了錢后去從政,從金錢精英成為權力精英和行業精英,許多民營企業家有這樣的政治訴求。但我們所要強調的是企業家進入官場必須脫離原來的職業,把資產清算掉。因為金錢和權力是可以轉換的。
從心理上來說,任何人追求權力和財富都是無可厚非的,但不能觸犯法律,更不能損害國家和集體的利益。但現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畢竟處于不規范的狀態。在市場都不規范的時候,某些要謀取個人利益的官員要“合法”地傷害你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民營企業家才有了尋求保護傘的動機。
《瞭望東方周刊》:民企找到了政治保護傘,是否就能規避經營風險?
毛壽龍:的確能夠規避一些來自政府方面的風險。但并不能一勞永逸。這要看企業和企業家是否觸犯了法律。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商人確實因為那頂保護傘避開了企業經營上的風險,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其政治風險卻加大了。企業與官場走得越近,越接近官場的核心,便容易獲取最大的利益,但一旦和官員結成一種利益聯盟,便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對企業家來說,最大的風險是進入實權部門,對官員來說是離權力越近,濫用權力的可能性越大。
《瞭望東方周刊》:但民營企業有時候還是不得不走上層路線,不得不踏上一條高風險之路。
毛壽龍:經濟總是有一個動力,即用金錢來贏得政治權力。富人擁有金錢之后,就想贏得地位,獲得尊嚴,以爭取更多的資金和經營空間。而權錢交易,是快速致富的一個最好方法,因為在非民主的社會,即使沒有選票,富人也能夠向擁有權力的人討好,并分享權力帶來的利益。
當然不能把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訴求一棍子打死,全部否定,更不能說企業家參政議政就是為了獲取權力和金錢。企業參政的積極性應該鼓勵。過于熱心型和過于冷漠型這都不是正常的民主化。
《瞭望東方周刊》:民營經濟如何步上民主化和法制化軌道?
毛壽龍:制度建設尤其重要。而目前還是“擊鼓傳花”的狀態,傳得越快,企業就越紅火,不傳就死,不傳資產就不能存活。但只要接“花”就有風險,當然風險不一定落到你的頭上,所以許多進行權錢交易的官員與企業才有著僥幸心理。
因此,最重要的是政府權力要規范化,以及經濟要法制化和民主化。 (編輯:周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