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董 倩

策 劃： 王洪梅

編輯： 孟 穎

　　記者：各位好，歡迎來到《央視論壇》。春天已經到了，有些地方開始辦各種各樣的節，比如說有桃花節、風箏節還有茶葉節，這些節要辦，明星也要請，請的明星是腕兒越大越好，星光越燦爛越好，但是這些明星可不是白白參加這些節的，要給他們出場費，這就需要錢，但是錢對于一些地方政府來說，絕不是什么問題，他們可以一擲千金，支付這些明星的高額出場費用，政府搭臺、明星唱戲、領導追星、百姓買單。今天我們就來議論一下，這種公款追星的現象。我們演播室請到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和特約評論員陳小川先生。我們先看不管什么地方搞什么節，都要請幾個明星。

　　陳：追星本身是一種非理性行為，年輕人追星我們很理解，年輕人本來就沒那么多理性，小孩為什么要弄理性？十二三歲的孩子，十四五歲的孩子就喜歡明星，就迷得如癡如醉、如癡如狂，可以，都好理解，因為他沒有到理性的年齡。但是一級政府用這種非理性的行為去追星的話，那問題就大了。

　　記者：您說的非理性，我們怎么看待地方政府紛紛請明星給自己壯勢這種事情，如果說一個比較有名的城市大連請一些明星，搞服裝節，長春搞電影節，請幾個明星大家都能理解。我們也得從地方政府的角度想一想，比如說我們也看到一些報道，像廣西有一個恭城瑤族自治縣，離桂林有一百多公里的路，離南寧也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相對是比較偏僻的一個地方，而且沒有更多方法可以把自己的名聲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它要搞桃花節，擴大自己的聲望、名聲的話，請明星恐怕是非常直接非常便捷的一種方式，我們能指責人家說，你請一個一線的明星就不好，就不對嗎？

　　毛：這個問題有很多方面可以說，一方面不見得要請明星，如果大家認為可以請而且的確效果很好，不見得不能請。要比較一下。

　　記者：我打斷你一下，好與不好效果怎么去評價？

　　毛：所以需要有幾個方面去評價，一個就是看結果，他來了以后，因為明星總是有很多追星族，不僅有追星的人還有追星的媒體，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團體）。這個明星到那兒以后，馬上會有大量的報道，給當地帶來很多名氣，大家一到那兒有吃有喝，相應的報道一出去以后，就等于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廣告，

　　記者：活廣告。

　　毛：一到那兒發現桃花不錯，桃子很好吃，很多旅游項目直接就過去了，這樣的話肯定是一個好現象。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如果沒有產生這種效應，肯定是有問題的。這個是結果，大家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大家看到結果好，并不是說一兩個人說很好，很多人會說一點效果都沒有。所以我們說結果一定要沒有爭議，或者基本能夠達成共識就算好。還有一個就是說，看誰有權力來這樣做，比如是公共財政支錢，支了一百多萬，或者是二三十萬，而且相關的費用加在一塊兒好幾千萬，這筆錢如果可以用于做其他的，去做一個非常好的項目投資，或者去做一些很好的公共服務，這是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可以進行評估的。

　　陳：毛教授說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媒介，就是中介，就是明星到你這個縣里去，他所產生的影響，必須通過一個中介才能發揮作用，這個中介就是媒體，所以為什么說媒體叫媒介，我看到報道，凡是報道明星，所謂一線明星到他們縣去的報紙，全是他們當地的報紙。那有什么意義？只能滿足群眾一個要求，這回你們見到真人了，原來那人老在春節晚會上唱歌，這回你們總算見到真人了，其實離著800到1200米，還得買一個望遠鏡看，沒有意義這個事情。

　　記者：作為一個旁觀者咱們都特別清楚，有很多明星跟趕場似的，早上起來來，上午給你唱首歌，中午連飯都不吃就走了。

　　陳：很大程度上是滿足了一些基層地方官員自己追星的欲望，我可以和他照個相，我不花錢他怎么來呀，我可以和他握握手，我跟他吃個飯。

　　記者：您這種揣測是不是也太小心眼揣度別人了。

　　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完全可能的，但是我聽到很多人說，這回我可見到真人了，我可看到真人了。

　　記者：假如這些歌星們本身，有很多他們的忠實的追星族，也許會千里迢迢，我們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千里迢迢跟著他們到廣西恭城縣，而且也許當地方圓幾百里的一些鄉親們就喜歡他們的歌，也許就會在特定的時間前來看他們唱歌，看他們唱歌也就可能達到了地方政府的這種預期，正好可以看看我的桃花節？

　　陳：我跟你假設你說的這個狀況是存在的，比如帕瓦羅蒂，這個人在全世界都有好多歌迷，他去好多國家，人家政府都特別嫌麻煩，他每到一個國家都跟著好幾飛機的人來，都跟著他來，但是帕瓦羅蒂的問題為什么沒有引起這么大的反感，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商業行為，比如中國也請了三高，三大男高音，帕瓦羅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從頭到尾都是商業運作，最貴的票可以賣到2000美元，盡管人家很有意見，我花了100美元，在故宮端門看午門，其實中間有兩公里，望遠鏡都不夠，用30倍的望遠鏡才能看到人影，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仍然有追星的人花100美元去坐兩公里以外去看，這種情況為什么不會引起社會很大的反感，因為它是純商業行為。

　　記者：純商業行為？

　　陳：它是純商業行為，沒有任何政府為它買單，沒有任何一級政府和任何一級政府機構來為它保底，沒有。

　　記者：我看到在兩會期間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有一些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們說，據他們了解，如果是請我們內地的一線的明星、歌星的話，出場費大概是二三十萬，如果能夠請得動臺灣和香港的一線明星的話，價錢是在80萬到120萬之間，這筆錢干什么不好，為什么要幾個幾個的，而且紛紛要比著請一線的明星，如果一個，我們就做個平均數50萬的話，兩個就得100萬，這筆錢是筆不少的費用？

　　陳：是，地方官員自己臉上有光，花老百姓的錢，請這些明星。我覺得現在是，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在于對于財政支出，地方官員對財政支出的支配權，制約得太無力了，或者是自由裁量權偏大，毛教授我覺得是。因為很多縣市長一拍胸脯，這事經費不用考慮，我來，我來。有很多這種財政支出，它用的是有意義的地方。比如我看到一個市，江蘇的一個市，江蘇沿海的一個市，啟東市，它去年請專家，把這些專家用足，連午睡不讓你午睡，讓全市的科以上干部中午跟專家去論證。

　　記者：多少錢？

　　陳：很便宜，比明星便宜多得多，無非是管吃管住，非常便宜。它是要用專家的智慧來論證我這個地方的發展，一個明星都沒有請。

　　記者：咱就說請一個明星好幾十萬，這個錢應該誰做決策，是不是一把手說，我覺得咱們這個活動需要這個人，我就可以批這筆錢由公共財政出，可以這樣辦嗎？

　　毛：根據現有的體制來講，現有的財政制度，如果由一支筆來做的話，是可以這樣做的，他可以批，該怎么用就怎么花。因為到時候再拿一本賬，給人代會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記者：就是說你搞這個活動是大家都同意的，那么搞活動必然得花錢，支付明星的費用也是活動的一部分，是不是可以順理成章地認為這筆錢就可以花？

　　毛：現在缺乏制度約束，領導人個人就可以決定財政支出的時候，的確是很容易把財政用于自己的偏好，自己想追星的時候就把錢往那兒花。

　　陳：自己想搞政績工程的時候就往那兒花，比如他文教出身，可能一下子要大興土木，建立學校，他可能直接就往那兒投錢。也還有這種情況，比如我和毛教授一個是縣長一個是縣委書記，你是一把手，你喜歡董倩可能就請董倩，我不喜歡董倩我也不敢說話，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一把手，有決策權的基層地方官員的個人喜好，請誰不請誰，我喜歡看她演的戲就請她，花多少錢，120萬，這事我來考慮，我來辦吧，這話就定了。

　　毛：一個人說了算或者是幾個人說了算，把公共財政往哪兒投，這樣的機制實際上是非常不對的，往往是把個人的偏好或者是個人的非常簡單的稀奇古怪的一些喜歡的東西用公款去支持，我們說花別人的錢或者是花公家的錢，往往沒有對花自己的錢那么珍惜，一個計算機自己用，用五年、三年的，公家的話可能三個月、五個月就壞了。桌子也是，寫字臺擱家里三四年不壞，但是擱在教室可能也就一年就不像樣子。所以，公共財政一定要有一個制度上的機制，這個機制我們人類社會的探索以后發現，最好是花錢的人不要去決定怎么花，決策的人不要直接去花錢。所以，全世界都是實行一個公共財政體制，由單一制，由人大代表去決定、去審查政府的預算。

　　記者：這條新聞里面也反復強調，恭城縣辦的桃花節有一個顯著的特色，政府不花一分錢，所有的經費都由市場運作，但是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就打了一個問號，政府不花一分錢是個什么概念？是不是政府如果用比如說拉贊助這種方式，讓企業出錢搞這個活動的話，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政府不花一分錢？

　　毛：是，非?？赡?。

　　陳：為什么很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會上講，以后不要辦那么多的大型演唱會，一場演唱會的成本，不要算明星的錢，就是150萬到200萬，在一個很貧窮的地方，西部的地方，企業本身就沒有多少多余的利潤，政府攤派它敢不給嗎。

　　記者：說到恭城縣，我看恭城縣請這些明星，我就想了解一下恭城縣的底子到底有多少，真的是一擲千金地支付這些明星的出場費，我查了一下，恭城縣是一個不沿海、不沿邊、不沿鐵路，不沿公路國道的山區縣，1981年的時候被確定為廣西49個老少邊山窮縣之一，1988年是在全縣自治區最先突破了溫飽線，達到溫飽線，1995年的時候基本甩掉了貧困縣的帽子。1995年的時候才剛剛甩掉貧困縣的帽子，從縣城的基本發展狀況來看，恐怕經濟底子不會太厚。

　　毛：我覺得還是政府把這件事情，提到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上是有關系的。比如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會爭辦奧運會，通過奧運會讓全世界報道這個國家，又通過商業化運作把整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商業給帶動起來。這是非常有好處的。當然與此相比，我們有很多城市實際上也是在這個理念條件下做了一些節、會方面的事情，像大連它做得很成功，寧波做服裝節，也應該說很成功。像這種運作也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模式，比如大連做服裝，寧波做服裝，服裝上去了，政府假定花了很多錢，其實對其他行業是非常不公平的。其他的相對來講，它就沒有一個競爭優勢了，很多其他領域的商家，把投資可能會撤出來。與此相比，溫州的做法就比較好，他們也同樣辦服裝節，都是民間自己辦的，他們要請市長、副市長出席，政府還都不見得有熱心。

　　記者：剛才毛教授您講，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經驗，北京可以說舉全國之力在申辦奧運會，同樣我們不能阻止恭城縣，恭城瑤族自治縣它也想發展，它也想舉全縣之力去辦一個屬于它的奧運會，桃花節也許在它看來，就是屬于它的奧運會。

　　陳：辦奧運是一定要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它有一個基礎在那兒放著，一個底盤在那兒。你看看歐洲都不是說哪個國家都辦得起奧運會，一共有幾個國家辦過。德國、法國、英國，就那些大國辦過。辦奧運就是這些國家的事情。你一個縣非要辦成一個全國有影響的節，你非要邀請全國最有名氣的明星，那你直接把帕瓦羅蒂請去商業運作挺好，比大陸一線明星能掙錢，門票都是一萬多塊錢。

　　毛：我們看小說的時候，經常會發現皇上或者是地方官，過年過節都是會辦一些節，這叫做與民同樂。官員和老百姓同樂的時候，他可以積蓄自己的政治資源，讓老百姓顯得好像官民同慶，老百姓擁護天下太平。如果政府舉辦這么一個事情，在政治上沒有辦法取得老百姓的支持，辦完以后反而把官民關系，政府和民間的關系，社會的關系搞壞了，說明這樣肯定是不行的。

　　我們不要等著在辦完了以后，才讓民間有批評的機會，也許在辦之前讓大家知道或者是看看老百姓到底支持不支持，我覺得是非常最重要的。

　　陳：剛才毛教授講的一句話我很贊成，你要用事實的結果來證明你的決策對不對，使我想到這次兩會有一個報道非常重要的，我們有一個記者他采訪了，在溫總理參加的一個討論會上，兩個經濟專家針鋒相對談經濟是否過熱的問題，溫總理非常喜歡聽，而且兩個人的話他都非常詳細地記錄，我們的記者報道了這件事情，總理為什么愿意聽經濟學家爭論，我們過去很多重大經濟決策的失誤，就在于沒有聽到專家的論證，叫我們拍腦門工程，我們很多的基層地方官員會講這句話，我們的原則是，正確的一定要堅持，錯誤的一定要改正，跟沒說一樣，什么叫正確的，什么叫錯誤的，你沒有論證，最后事實證明時錢已經花掉了，明星已經卷錢走了，是不是？應該叫事前機制，機制應該放在之前。

　　記者：我在看具體關于恭城瑤族自治縣桃花節報道的時候，有一點我有點想不清，他們在辦這個節的時候，定了一個死日子，2月21號開始，定的時候沒有想，這是按照往年的慣例，這個時候天能暖和了，桃花就開了，所以定在這個時候，但是沒有想到今年的天氣有些異常，到那個時候可能開不了了，結果提前幾天，他們就使勁，施以人工，確保這個花開，怎么施以人工呢，給桃樹穿上一層一層的棉被，然后在地上燒火、烤火，讓桃樹暖和起來，以確保在2月21號那一天怒放。我就在想這是毀桃花節呢？還是在建桃花節呢？桃樹經得起這么折騰嗎，為什么他們這么做？博得明星這個笑臉嗎？

　　陳：明星的檔期排定了怎么辦，桃花的檔期沒排定，明星的檔期排定了，那怎么辦？只能是桃花就合明星，明星下一撥還有一個穴要走呢，不是說到你這個縣來就完了，桃花不歸縣長管，你讓它開就開，不行，這是自然規律。所以這種形象工程非常讓人難受的，事后回頭看看這種形象工程，非常荒唐。

　　毛：對這個問題我想，根本的問題還是公共財政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在沒有建立起來之前，我想在決策機制上可以有一些補救，而且現在可以做得到，就是在決策之前有一個比較多一點的群眾參與，讓各方面，哪怕是追星族，讓大家認一認，哪些歌星最好，要不要請，我們到底請得起請不起，請來以后到底有什么（效果）。領導人即使這方面想得不夠明白，老百姓幫你想，群策群力，也可以讓專家做一些論證，對全國各種各樣的節日做一些評估，到底他們起到了一個什么結果，對整個縣來講又能起到什么結果，還有一個就是說領導決策的時候一定要承擔責任。這個事情如果做得不好了，你就自責，哪怕寫一個檢討書，跟老百姓交代不過去我就辭職。還有一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一定要在制度上向人代會承擔責任，不只是道義上的，這是承擔一個政治責任。

　　還有一個，如果賬面上有一些問題，我想財政應該是公開化的。我想可能需要讓法律來審查審查，審計上過一下關，或者說司法上過一下關，看看有沒有問題。

　　記者：毛教授等于開了一副藥方，看看哪個最能治??？

　　陳：毛教授的藥一共三種藥，兩種藥挺好，還有一種藥比較困難。那兩種藥哪兒好？第一是公共財政機制的建立，解決監督問題。因為像拍腦瓜這種支出，同級不好監督，下級監督不著，上級不知道，也沒法監督，是一個監督空白。有公共財政支出監督機制的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掉。第二，他要對人代會有一個交代，現在很多人也很冤枉，我辦這個會完全是為了地方知名度，為了老百姓，老百姓你還看見真人了呢。關鍵是論證請哪個明星這事不好弄，因為這事差距太大，縣長縣委書記很可能四十上下，五十多歲，他喜歡中年明星，年青孩子追求的，他不愛花這錢，孩子喜歡什么樣的，我最近很不理解，我見到幾個年輕人，我在大學講課的時候，我說你們喜歡現在有一個歌星，特別反叛精神的有一個歌星，唱歌就跟念經似的，在我們年輕時，他那形象只能演匪兵乙，你們怎么會喜歡他們呢，他說我們也不是喜歡他，我們喜歡他的歌，我說他的歌光有節奏沒有旋律，你們為什么喜歡？他說我們喜歡他的反叛精神，這在縣里就沒法論證。

　　記者：其實看完這些新聞以后我在想一個問題，為什么地方和地方之間要在這些方面比，而且比得特別落俗套，比如剛才您說建大廣場，就一窩蜂的大廣場，大馬路，就一窩蜂的大馬路，現在又興請明星，結果就是大家比著看哪個明星的檔次最高。

　　陳：是一種軟性的政績工程，比誰請的明星腕大，誰的名氣大，你請不來的人我能請來。

　　毛：這跟我們宏觀環境是有一定關系的，一個是民情，全國人民都有一個特點，見到大明星了，你看哪個大明星到我們家去過，最近他們搞一個晚會都來了。大家都有比大的心態。這是一個社會需求。

　　記者：比大。

　　毛：看誰大。還有一個是對政府來講，它有一個考核機制，這個考核機制特別粗略。今年可能比的是GDP，明年比的就是大馬路，后年比的是汽車產業，大后年可能就比高速公路怎么樣，或者說農業某些方面費改稅改得怎么樣，或者干脆就是非常簡單的，看誰辦了多少節日，拉動了多少招商引資數量。這樣的話它必須在短期里面做出政績出來，像通過明星來招商引資或者是來干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一下子可以引起非常集中的短期的效益。這也是他們去比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還有就是剛才講，我們行政監督的時候往往缺位。有時候管用，有時候不管用。有時候這邊在監督，那邊在獎勵。所以搞得地方政府也無所適從，只好從夾縫里面找一些別人做過的一些東西，別人一做挺成功的，他能做我為什么不能做，都跟著做。

　　陳：發展地方經濟的出發點都是好的，沒有說我們成心想把這個錢造光了，但是缺少創新，從方法上，從思路上太缺少創新。別人辦什么你辦什么。

　　記者：請明星捧場不是不可以，而是看是否有真正的需要，對地方政府來說，他們應該做的絕不是去追幾個明星，把他們叫來，給他們壯場面，而最重要的是要苦修內功。從這一點上來講，公款追星此風當殺。（來源：央視國際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40322/100196.shtml）（編輯：周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