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宋飛的話（還有她曾有過的動搖），不僅觸及的是中國音樂學院的個別事件，而且可能觸及了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中知識者的某種普遍處境。這種處境就是利益的關系網，就是不公正的“合謀”，就是在這樣的關系網和“合謀”的環境之中，知識者的精神困境和精神煎熬。
教育領域和高等院校，無論人們說它們是怎樣的“清水衙門”，但是，由于總是存在著資源的稀缺性，總是存在著選拔，因此就總是存在著不可能消除的權力。這些權力被分配給一些教師，在招生、考試和論文答辯中行使。這種權力的行使，與校門之外的社會和行政領域的權力具有同樣的性質——都產生對當事者公正或不公正的結果，甚至更為敏感一些，因為公正本身，就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而教育本身，就是實現社會公正的一種重要途徑。由教育的不公正導致的不公正，可能影響深遠。
在教育環節中，每一次的不公正是不能孤立評價的。它們總是把一些不公正的關系、不公正的意識留了下來，并可能在一個知識群體中逐漸蔓延，以至于最終可能把所有人都包容進去，使公正的人、公正的關系和意識無處容身。這就是“合謀”。個別教師的不公正并不是特別可怕的；而一個“身居要路津”的知識群體的不公正合謀，才是最可怕的。因為在這種合謀中，一個知識群體的價值標準、是非感、道義感都可能在不知不覺間銷蝕。
“合謀”確實具有一種穩定的性狀，它可能是明示（就是宋飛所指的“串通”）的，更可能是默契的。它可能成為一個知識群體的生存狀態。打破這種合謀，確實意味著風險、矛盾、沖突；而進入這種合謀，在多數情況下往往只需要“潔身自好”和默不作聲。少數人要直接制造著不公正；更多的人則可能在這種不公正的關系、意識的范圍之中受著消極的影響：他們對公正的信念、他們的職業榮譽感，都在悄然損蝕著。他們的良心不能自安。這就是宋飛曾有過的“動搖”——就是這種“動搖”所揭示的群體處境。這也是教育的純損失。
如果說“容忍不公正，就是不公正”，那么這對于知識者個體而言，可能是一個過苛的評判標準。但是，宋飛忍耐不住，脫口而出，仍然有著重的的價值：她至少證明了公正的表達是恢復良心、公正感和職業榮譽的必然之途。公開的表達，對于一個知識群體來說，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個案的事實，確實是需要查證的。但是，表達是另外一種重要的價值。我們的各個行業內部都缺少表達和評議的制度，知識者群體內部的這種缺失就更是一個隱疾。沒有適當的表達，我們就看不到人的良心，看不到正義感，看不到公正。沒有表達，公正就沒有聲音。因此，我們與其說提倡并鼓勵宋飛這樣大膽向媒體揭露不公正的事實，不如說，我們認為，在一個行業內部，特別是知識者群體內部，應該首先建立的是表達、評議的制度和環境。這是公正存身的適當環境，是恢復公正的起點，也是知識者應盡的公正之責。
本報特約評論員馬少華（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相關報道見昨日C51版（來源：新京報）
http://news.sina.com.cn/o/2004-04-08/02122252711s.shtml
（編輯：郭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