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寶成：人民大學主辦人文社會科學論壇今年是第四屆了，人大比較早地認識到在新世紀我國全面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于2001年開始舉辦了第一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一年一個主題，第一屆主題是“高舉人文社會科學的旗幟”，第二屆“與時俱進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這兩個應該說是造輿論，讓大家重視人文社會科學。

去年舉辦的第三屆開始轉入專題，“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中國”，今年確定了“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中國”的主題。前兩屆主題的確定主要強調人文社會科學在新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與現在黨中央強調的全面發展觀是一致的。由于不重視人文社會科學，不重視人文社會科學揭示的各種規律在實踐當中的應用，所以發展觀前些年還是有偏頗的。

去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中國”主題，強調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黨的十六大強調從2001年開始到2020年本世紀頭20年是個戰略機遇期，2003的專題就圍繞戰略機遇期的中國想干什么、做什么、為什么是戰略機遇期、怎樣抓住戰略機遇期的機遇，是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目標來服務的。

今年的題目“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中國”進一步具體化。確定這個題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考慮到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考慮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給我們的過渡期已經非常有限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如何來適應經濟全球化這個大的趨勢，怎么樣適應世貿組織的各種規則和機制，我們的政府和企業界都在努力，在這個時候來回顧和探討一下是適宜的。而且，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金融體系是核心中的核心，不僅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金融的問題越來越重要，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金融體系，國際資本的流通問題，各種貨幣的問題，匯率的問題非常尖銳，世界金融貨幣體系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很大，對我國當前乃至相當長時間內的影響都會很大?；谶@樣一些認識，今年就選擇了這個論題。

《新京報》：將有哪些方面的嘉賓會參加本次論壇？

紀寶成：今年邀請了世界級的經濟學家來參與這個論壇，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如“歐元之父”蒙代爾教授等大師級學者。我們還請來了日本一橋大學的校長石弘光，他也是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財稅委員會主席，相信這種高層次的論壇對于學術界、經濟界包括政界都有一定的積極影響。同時來自北京地區的著名專家學者龍永圖、吳敬璉、厲以寧等也將參與本次論壇。

《新京報》：紀校長，來采訪您之前，聽說您和蒙代爾教授一直保持著非常良好的關系，您怎么評價蒙代爾教授個人及他與中國經濟、與人民大學的關系？

紀寶成：蒙代爾教授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并一直關注中國、關注中國經濟的發展，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名譽教授，曾經在人民大學講學半年，對人民大學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這次蒙代爾教授主動牽頭，為論壇請來了幾位世界頂尖級的外籍專家、學者，這是本次論壇能夠成功舉辦的基礎。

教育的改革和信息技術的革命

《新京報》：在這次的系列分論壇中，我們注意到“教育與信息技術革命、資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是其中的重要論題，您作為一名中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和教育管理專家，能否給我們談談教育與信息技術革命的基本內涵是什么？這場革命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將提供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紀寶成：教育革命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在進行，積累了不少經驗，人大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場教育革命。新一輪的教育革命，現在一般叫教育改革，它是與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的，是我國社會深刻變革的組成部分。這場教育改革更具有全面性、社會性，它可以說是構建一個新的體制、新的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次教育改革是全方位的，它不僅包括體制的變革，而體制的變革也是多方面的。包括辦學體制、管理體制、招生體制、畢業生就業體制、學校內部管理體制等。其中，內部管理體制還包括行政 、人事、后勤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因此，這個改革是全方位的。

除了體制方面的改革之外，還包括教育、教學等方面的改革，如教育觀念的變革，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的調整，學科專業結構的調整，教學方案、教學內容體系的革新，教學管理體制的調整與創新等等。

這場改革進行到現在，從教育體制改革和教育教學改革全面考察，不但跟1970年代、198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變化，與1990年代相比也有巨大的變化。這場教育革命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也是自清朝末年引進西方現代高等教育以來少有的一次深刻而廣泛的變革，這次變革依然在進行當中，還沒有完全到位，大概要到2010年這個改革才能完成。

這場改革的成效是非常顯著的，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中國的教育思想、教育觀念變革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教育管理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在教育改革中有三句話：管理體制改革是關鍵、教育教學改革是核心、教育觀念的變革是先導。這場改革始終把優化教育資源，提高教育質量，擴大辦學規模，實現大眾化高等教育和實現教育公平當作重要目標。管理體制改革把部門辦學取消了，變成了中央和地方兩級辦學為主的體制，原來條塊分割封閉辦學的格局已經被徹底打破，這場波瀾壯闊的教育體制改革一舉打破了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局面。

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不僅對中國產生了影響，改變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面貌，在國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日本和韓國都在認真研究中國高等教育的情況，借鑒中國的改革經驗。日本從今年的5月1日開始把所有的高校全變成法人單位，也開始合并一些學校，這是學習中國的做法。

信息技術的不斷革命，對人類生活，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當然，這不僅僅靠信息技術，還包括了信息技術的各種政策。全社會在關注信息技術，信息技術怎么應用，信息技術產生的影響，引起人們生活、工作秩序發生的變革，影響著經濟全球化的方式和進程。這樣的信息技術革命走向如何，將對人類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哪些正面影響，同時又提出了哪些挑戰，這些都是當前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在信息技術革命洶涌澎湃的浪潮面前，我們的國家應該怎樣利用信息技術發展我們的經濟，促進我們社會的全面進步，怎樣利用信息技術進行人才培養等等問題，都是一種新的挑戰。高度關注信息技術革命，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采取的一個重大方針。

不能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

《新京報》：我們曾經了解到您以一張桌子的誕生，來形象地比喻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性?，F在社會上也已經越來越重視，您認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完成怎樣的宏觀命題？

紀寶成：我曾經講過造一張桌子既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將知識劃分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這是認識上的劃分，一旦回到實踐中來，包括造一張桌子這樣簡單的社會活動也是需要多學科知識共同起作用的。比如，治理環境污染，他不單單只是需要化學、生物學的知識就夠了，他可能還需要地理、物理、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等知識。

生產力不等于高新技術；它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社會發展概念。參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時，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科學不等于技術，技術不等于產品，產品不等于市場，市場不等于效益。”科學如果最后要轉變成效益的話，是各方面知識、各種力量的綜合運用。有了技術只是有了產生效益的可能性，把技術轉變成產品的話，資源的組合要考慮，資金在哪，人才在哪，怎么進行資源配置，價格是多少，利潤是多少，市場在哪里，還有各種營銷知識。

我多次提出要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現在提出全面的發展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糾正早一段時間在發展中的某種偏差，某種問題。原來的社會發展觀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忽視了以人為本，為產值而產值，為GDP而GDP，其實產值也好，GDP也好，都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文社會科學在這方面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價值導向，一種人文關懷。全面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人文社會科學大有作為。社會各方面應該共同努力，營造一個適合于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良好的環境和氛圍。

如何營造呢？正如江澤民同志2002年4月28日考察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中提到的那樣，現在的關鍵在于落實。首先要認識到位，包括各級黨委和政府，社會的方方面面，要建立一個對人文社會科學及其作用的正確、科學的認識。第二，要在制度設計上把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真正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F在制度設計上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存在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歧視。比方說院士制度，人文社會科學就被排除在外。第三，投入上，國家在自然科學領域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投入懸殊巨大。另外，制度性歧視還很容易造成不利的社會導向，造成社會上認為自然科學重要，人文科學不重要的錯誤認識。

人民大學要起擔綱的作用

《新京報》：我們也同時注意到，國家提出要將中國人民大學建設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里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在這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變革中，將承擔怎樣的獨特作用？

紀寶成：人民大學是一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高等院校，我們有一種使命感，就是有一種發展繁榮人文社會科學的擔綱意識，要起擔綱的作用，骨干的作用。

我們現在不但利用各種場合呼吁發展繁榮人文社會科學，也有實際行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就是一種行動。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人大承擔的項目連年排在第一位。所以，應該說人民大學一直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向社會證明人文社會科學是值得重視，應當得到重視的。在發揚優勢的同時，人大也注重發展適當的理科和必要的工科。為培養優秀的人文社會科學人才，人大也必須適當發展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的理工科，讓學生在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共融的良好氛圍中成長。繼改建數學系后，今年，人大籌建中的理學院推出了化學系，明年還將成立物理系。我們的目標是，將我們的學生培養成人文精神與科學素養相結合的“國民表率，社會棟梁” 。

教育為什么不能產業化、市場化

《新京報》：上個世紀，大家都十分熱衷談教育產業化這個命題，可是經過幾年的發展，很多人對這個命題提出尖銳的批評，主要擔心由于教育產業化直接導致了中國高等教育教學質量的下降，紀校長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紀寶成：一直以來我反對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提法，教育是產業，但不能產業化。我們現在講的教育不是培訓，培訓是可以市場化的，我們講的是國民教育。國民教育是一種公共產品，是一種公益事業，從經濟學上來講，他是一種準公共產品。教育消費具有強烈的外部性，也就是固然對受教育個體有利，但最重要的是給他人、給全社會帶來好處。教育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應當主要由政府來辦。我國目前對私立學校的理解，我認為還有些偏差。私立學校不等于私人的學校，私立學校也是社會公有制的一種組成形式，私立學校只是表明它的辦學資金是非政府的。如果把教育產業化，把國民教育辦成盈利性事業，勢必危機黨的教育方針的全面貫徹。

當然，教育產業化如果指的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市場機制引入到教育中來，提出教育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這些提法都是可以的。比如通過某種市場的方式引進人才，這是正確的。比如高校后勤可以產業化，或者準產業化，但這不是教育產業化，只是由于原來計劃經濟把本來應當產業化的東西變成了非產業化的東西，現在還其本來面目罷了。

科研成果要轉化成生產力采用市場化的方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是教育產業化。

發展國民教育是政府的責任

《新京報》：但是，顯然教育產業化的概念在我國相當地區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您如何看待這種影響？

紀寶成：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問題確實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對中國教育改革氣了誤導的作用，至少在局部地區誤導了。

發展國民教育是政府的責任。1996年中國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降到了2.44%，這是世界最落后國家的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5%，中央在1990年代初頒布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提出要達到4%，長期以來都得不到實現。很多地方政府官員把教育的責任推給了市場。

目前，我國是窮國辦大教育，適當收費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是完全符合我國國情的。我國在1997年完成了高等學校適當收費的并軌改革，取得了成功，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在向中國學習。中國的老百姓望子成龍的心態是中國教育高速發展永久不息的動力。適當的收費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片面地利用百姓的這種心態。

現在高等教育大概收取20%的成本，甚至準成本收費也不是不可以，目前民辦學校采取的就是準成本收費的辦法。但是以教育來盈利，我個人是完全反對的。一方面，辦教育是政府的基本職責，另一方面，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合理收費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是保證我國教育持續發展的重大政策。但是要警惕有人想發教育的財，要警惕有人甩政府財政的包袱。

教育財政性撥款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2003年達到3.43%，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但這僅僅是一種恢復提高。如果保持一定增長，4%的目標就有望實現。中國教育投入那么低的歷史決不能重演。4%的比重可以穩定一下，但要持續提高，政府欠教育的錢太多了。

《新京報》：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實現中國教育經費持續成長的機制？

紀寶成：每年教育投入的計劃應該由全國人大審議，人民代表大會對于最重要的公益事業，應該有權知道。因此，在每年的預算中應當將一些重要的公益事業，如教育、衛生、科技、社會治安等的經費預算詳細列出，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通過。

紀寶成簡歷：

紀寶成，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1944年11月出生，江蘇揚州人。1966年本科畢業于北京商學院，1981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務長，商業部、國內貿易部教育司司長，國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長、計劃建設司司長，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兼直屬辦公室主任。2000年9月份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被國內外數十所高校聘為兼職教授或被授予名譽博士稱號。

紀寶成教授是中國商業經濟學界知名學者和主要學術帶頭人之一，主要從事市場與商品流通、商業經濟、市場營銷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系國內最早從事市場營銷研究和現代商科教育研究的學者之一。紀寶成教授長期在高校和政府教育管理部門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從事高等教育、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所以在教育改革、教育管理和教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他提出的若干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學改革的思路，在社會上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擔任多項社會兼職，包括中國市場學會副會長，中國高校市場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商科教育學會會長等等。

出版有《商業活動論》、《商品流通論》、《市場營銷學教程》、《世紀之交的中國高等教育——規劃、體制與發展》、《轉型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秩序研究》、《歲月詩痕》等專著和主編、參編著作20多部，在《人民日報》、《求是》、《中國社會科學》等30多種報刊上發表論文200多篇。